１９７３年的“大黄狗”

陈荣力

１９７３年我读小学四年级，学校实行开门办学，于是镇西边那片春天麦浪婆娑、油菜妖娆，秋天蛙声嚣张、稻穗哈腰的田野，便成为最直观的课本和最宽畅的教室。那片田野十分开阔，一眼望去，对江的青山和横亘于田野西边的老塘清晰入目。虞北少山，因此对江的青山，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个遥远和陌生的话题；相对青山而言，那横亘于田野西边的老塘，就熟稔和亲切了许多。谁都知道，沿老塘往南可到达县城；谁又都明白，离开或终老小镇，老塘将是惟一的通道和屏蔽。

１９７３年，我们那个小镇还不通汽车，摩托车同样是稀罕物。记得班上有个绰号叫“地主”的同学，姐夫在县城邮局送电报，一天深夜，骑着一辆如“伤枪野猪”一般嚎叫的摩托探望丈母娘。第二天，全班同学一下子将不可一世的“地主”，围得如供销社掌管票证的沈胖子一般红得发紫。偏偏“地主”是一个智力一般，又不善描述表达的家伙，那深夜匆匆一瞥的摩托车，在他的嘴里一会儿如插翅腾飞的猛虎，一会儿又如蹒跚喘气的老牛，害得我们许多男同学大有非亲眼目睹一回，便死不瞑目的架势。“思摩病”在众多男同学的脑海头心，如青春期的“疙瘩豆”一样暗滋潜长着。

虽然我们只有小学四年级，但开门办学中，很多农活也得真刀实枪地上阵。记得是秋天，大豆已经收割，田野里那些枯萎干黑的豆秆得我们去清理。拔豆秆也是一件力气活，起先大家都还卖力，时间稍长便消极起来。有趁直腰的功夫，歇息一会互相打闹的；有借往返的机会，坐在路边故意磨蹭的；也有名为小便、撒尿，迟迟不归大胆偷懒的。疲惫和懒散里，不知谁喊了一句：“快看！快看！”众人惊抬头，但见西边的老塘上迅疾地卷着一团尘埃，那尘埃的前西是一件快速奔驰着的土黄色的“什物”。“大黄狗！大黄狗！”眼尖的同学叫。“哪有跑得这么快的大黄狗啊？”不少同学反对。“是摩托车！摩托车！”“对，摩托车！摩托车！”许多人大声地喊起来，“地主”喊得最响。可惜当我们定睛再看时，那土黄色的“什物”，已裹着一团尘埃，在我们眼里消失了。恰在此时，借口小便走出田头、我班绰号叫“斑马”的文体委员正好回来，见大家如此亢奋、喧闹，“斑马”迫不及待地询问，得知刚才老塘上刚开过一辆大黄狗一样的摩托车时，一向喜胜好强的“斑马”肠子都悔青了。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幸灾乐祸和“斑马”的痛不欲生，成为我们班级一个最开心的话题。

就在这个话题如同做作业用的橡皮，慢慢消失的时候，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惊骇了我们整个学校，三（２）班外面的墙壁上发现了反动标语。顿时整个学校陷入了一片极大的恐慌之中，每个同学都被留在教室中不得走动。２小时以后，两个身穿蓝色警服的公安人员来到了我们学校。我们要做的事其实也十分简单：每人在发下的一张白纸上写下两排字“打倒×××”、“×××万岁”。我们知道这是对笔迹，虽然对到底是谁写的好奇，如打足了气的篮球一样难以按捺，但莫名的恐慌，还是让我们任何人不敢有些许的轻举妄动。

笔迹很快就对出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那反动标语的始作俑者，竟是“斑马”。在开了全校性的批斗大会后，“斑马”被开除了学籍。“斑马”离开学校的那一天，我们才知道，他之所以要写反动标语，是听了他家隔壁一个老头的话：“要看大黄狗？那还不容易，只要写上一句……公安肯定会开着大黄狗来的。”不知深浅的“斑马”果真去做了，那老头却将此事赖得一干二净。不过我们都清晰地记得，那天公安人员来我们学校时，并没有开着“大黄狗”，而是骑着两辆吱呀作响的自行车。

三十年后，当我在一家饭店的门口，意外遇见从一辆宝马车上下来的“斑马”时，已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建筑包头的“斑马”，一脸踌躇满志。寒暄之中，我很想问问“斑马”当年离开学校后的经历，但我终于没有问出口。我想，尊重一个人，除了尊重一个人的成功和得意外，更要尊重他的不幸和痛苦。我相信，对“斑马”来说，１９７３年的“大黄狗”，已如它所卷起的尘埃一样，早已随风飘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