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丁加达老人

本报记者 陈胜龙

结识丁加达先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两年前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我带着女儿去桐乡乌镇，恰巧丁加达先生也携孙女一同前往。在水乡情韵的袅袅中，我们一起漫步在幽深的街道，品味精致的石桥，观赏傍河而筑的江南民居和波光粼粼的河道。老人漫步其间，深深感怀，那种发思古之幽情的神情，竟是这般的投入和执着，就如同他为了追寻谢灵运笔下“始宁墅”的真实踪迹，竟用二十年之功，阅百卷帙书，行千里路遥。衣带渐宽终不悔，默默地为虞舜文化探寻着根深叶茂的泥土养料。

丁加达先生七十有五，解放初年毕业于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前身是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他少小敏而好学，后师从鲁迅先生的门生许钦文等一批名师教诲，博学多才，文史功力扎实。高中时就秘密参加了杭州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进步青年联盟”，正当他满怀一腔热血投身革命工作时，他不幸患上肺病回到老家章镇休养。１９５１年，丁加达开始执教生涯，先后在新昌、嵊州、上虞三地教书育人，历经４０多年，可谓桃李满天下。

丁加达醉心于讴歌虞舜文化，发掘谢灵运这位古代山水诗鼻祖在上虞的踪迹，缘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各地都兴起了修地方志的热潮。一次，嵊州、新昌县志办的同志向他询问有关谢安、谢灵运以及“始宁墅”的有关情况，他一时无以作答。作为一名中学文史教员，丁加达感到这其实是一种耻辱和失职。从此，他开始了对自己脚底下“始宁墅”的研究探寻工作。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过分倚重史书上的只言片语，一度使谢灵运在上虞的居地“始宁墅”考据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面纱，出现了“当时黯暗犹承误，来俗纷纷更乱真”的状况。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丁加达不顾年老体弱，义无反顾地扎进了虞舜文化的沃土。为了了解事实的真相，他一边翻阅卷帙浩繁的古今文献，通过各种途径向一些专家、学者讨教。一边风雨无阻，跋山涉水，穿林进户，去真切感受故园泥土。九十年代丁加达退休之后，他那瘦骨嶙峋的身影经常步履蹒跚地奔走于虞山舜水之间。多少个日子，他带着地图，骑着自行车，一次又一次到荒山野岭的始宁墅旧址上与残垣废墟对话，常常在暮色已吞没落日余晖时仍不愿离去，抚残碑而盘桓，读铭文而落泪……经过一番非常严密的考证之后，他以科学的严谨态度和求实精神，独具匠心，有胆有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陆续撰写发表了《谢灵运山居考辨》、《何处始宁墅》、《始宁墅究在何处》等学术文章，对“始宁墅在东山”这一老观点及时进行了纠正。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得到浙大资深教授陈桥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员胡国枢等名家的支持。不久他的观点被引荐到省史学会上进行交流，还被吸收为浙江省、绍兴市两级历史学会的会员。

阅读丁加达老人，是一桩很快乐的事情。最大的感受是他多年积累的渊博知识并不枯燥发涩，而是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为一位年事已高、视力极差的老人，按理说他早该到了养花弄草、颐养天年的时光，但他为了探源溯流，不因时蚀，不为势迁，不为名利，执着追求，这种人品和学养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在他的口中娓娓道来，显得那么平和、真切，特别是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始宁县地理位置和谢灵运“始宁墅”的原貌、特征了解得十分透彻，使人在阐幽发微的思古悠悠中，得到一种跃升到精神境界上的独特享受。更重要的是，“始宁墅在南山、北山之间”的观点，从提出观点到基本定论，这一结晶凝结了丁加达２０年心血，如今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在去年金秋我市组织的虞舜文化周暨东山文化国际研讨会上，丁加达有关“始宁墅”的一批学术文章受到不少国内外学者的青睐。丁加达坦言，在谢灵运山居考辨这个纠缠我国文史界千年历史之谜的课题研究上，只有冲破陈旧方法论和错误观点积聚起来的浓云，拨开历史迷雾，才能进一步揭开历史的本来面目。他相信后人定会更加珍爱上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那段历史。

阅读丁加达，不能不读他写的《虞山情》这本小册子，内中收集了他退休后利用闲暇之余撰写的２０多篇散文和随笔。与研究历史相比，写文章仅是丁先生的副产品而已。但字里行间时时流溢着诱人的香味，细腻又温和，多彩而迷人，醇严得让人回味，绝不同于某些文人墨客急就的关于上虞古代某段历史的描述，显示了一个饱学之士的儒雅风范。

陈秋强先生在为《虞山情》作序时专门引用一代大师余秋雨说过的一段话：“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基座性部分可称为乡贤文化。小则一乡一村，大则一县一邑，总有几个德才兼备的学人，了解历史变迁，记录着重要人事，执掌一方民风，兼任着精神文化的承受者和发射者。在苍茫的历史原野中，这种存在十分重要。”我以为，用这段文字来形容老有所为的丁加达先生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