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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秋我进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数理系学习。在那时国民党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人民一心发动内战根本谈不上办教育所以大学设施简陋、仪器匮乏办学条件极差。更有甚者,当时暨大校长李寿雍是国民党政府国大代表,为维持其反对统治,在校内网罗一批特务和三青团学生,并和校外军警相勾结,在光天化日之下,任意打人、抓人,校方又密切配合,反而开除被打、被抓的同学,堂堂高等学府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当年年底发生了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事件,全国爱国学生掀起反美、反蒋学生运动,抗议、游行、罢课、请愿,使用各种方式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我激于义愤,走出教室,也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以后,我在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参加了宣传队,遭到警察水龙头(内含马粪)的冲击和警棍的殴打,并被抓到上海虹口分局关了四小时,使我从此看清国民党反对派的狰狞面目,同时也结识了许多进步同学。

在旧社会,没钱的学生大多只能投考国立大学,录取生的比例只有几十分之一,我对这种难得的读书机会当然倍加珍惜,满心希望在学成之后能为贪穷落后的国家贡献一份力量。可是在那政治腐败、经济萧条、物价暴涨、民不聊生的旧中国,我又怎能安心读书呢?国民党政府把绝大部分钱用于打内战,而有限的学生津贴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什么伙食营养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发动“吃光运动”,即把学生伙食津贴按生活标准先吃光,然后饿着肚子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去。这办法真灵,校长怕闹事丢官,很快增加了一些伙食费,我们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当时常有一些高年级同学来带领我们,说是地下学联的,以后才知是中共地下党的。常来找我的同学叫马益珊,他除讲革命道理外,还供应进步书刊,他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不过1947年他因暴露而去苏北解放区,和我失散半个多世纪,直到1999年才在南京相聚)。后来,我们团结全校绝大多数同学取得了竞选学生自治会的胜利。这可让校方慌了手脚,当即宣布解散学生自治会,并开出黑名单,开除一批人,也抓了一批人。为营救被捕同学,进步同学在许多系的系会,宿舍的舍会中竞选获胜,组成一个营救会,继续以合法组织形式与校方及反动当局作斗争。

1948年春,全校进步同学组织一次春游杭州活动,同时也为了抗议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小三被害事件。这本来是件普通的事,可是一当大家返校,一场残酷的迫害阴谋就发生了。先由训导处出面通知一些春游的同学去开会,待大家步入会场,早已潜伏的特务学生带了皮鞭和铁棍冲进门来,大打出手,多数人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特务们撤走时还朝天开枪,抓走一个用板凳把特务砸了一下的女生。接着。校方贴出布告,开除被打伤的同学。天下竟有如此颠倒黑白的怪事?事实教育了我,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已不必再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除了斗争和反抗,别无出路。

1948年5月,我被吸收参加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雷社。在上海交通大学一个偏僻的教室里,在鲜红的党旗下,我们举手宣誓:“决心为打倒蒋介石反动政权,求民主,求解放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那时我们秘密传阅解放区消息和文件,特别是毛主席把蒋管区学生运动提为第二条战线的精辟论断,给了大家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战争形势,地下党发出了积极开展各种公开和秘密斗争的号召,我为地下印刷品写稿并散发,为被迫害流亡同学募捐,并参加全市各种学生活动,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6月8日校长点名叫我去,要我交代参加国际学联的事,我矢口否认,不久,在一个公开场合,暨大军统特务学生头子但家瑞拍着腰里的手枪说:“我要给你们看看陈×的下场。”8月,化学系地下党同学偷偷地告诉我:“最近警备司令部要抓人,有人说你列入黑名单,晚上要特别小心。”于是我不再睡在自己的宿舍里。果真不几天,大批警察、特务深夜冲进校园抓我,使我不得不从此离开学校。接着,上海特种刑事法庭发布通缉令,我居然成为暨大要逮捕的11名“共匪”要犯之一;校方也开除了我的学籍,这样就结束了我在旧大学读书的历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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