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根走了，走了快一年了。长根走的时候还只四十二岁，风华正茂，可他却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走得那么的匆匆。
接到长根走的噩耗，我正休息在家。同事打电话给我，我不愿相信，真不敢相信他真的走了。因为前不久，我因手臂骨折在绍兴治疗，他来电话告诉我，他新去的单位许多事还没理出个头绪，抽不出身来，要我原谅，并一再表示，待我回家后，他一定会上门探望。十分的歉意。同事说，长根病了，住了医院，大家去看他，他却还十分的自信——我这病真痛苦，但不会死的（此时还误以为是坐骨神经痛），其实他患的是肺癌。工作坚持到住院时已经是晚期了。我听到的是混混的声音。
呜呼！当时我真想大哭一场。
认识周长根快２０年了，那年长塘乡要招一名文化站干部，我参与了招考。他此时是这个乡长安村的文书，工作不错，他却放弃了众人刮目相看的职位，报名参加竞争，当一名“万金油”干部，竟经考试一举录用，便成了同行。记得他第一次参加全区文化站干部会是在当时的长山乡文化站，一副厚道、忠恳相给了我第一印象。
山里人固有的厚道其实是一种吃苦耐劳的本质。他并不例外。当时文化站都是一站一人，工作繁杂，来自四面八方，上下只有自己干，写写、画画、讲讲都要浑身转。其时，一向对工作十分苛刻的我，还真为他暗暗地担心。尤其他的家境并不好，祖母与父亲刚过世，一身重债在肩，下面二个阿弟刚步入成年，三间“跃进式”平房里堆积着杂七杂八的农具，兄长要当家。今后公事、私事怎么安排？可他善于应对这一切：在进文化站的第二个星期天，马上将铺盖从长塘的家里搬到了不过只有二里远的街头的乡政府大院，说服家里人连饭也很少回家去吃。除了白天积极完成中心工作外，他每天早上起来学书法、画图画，中午看书、学习专业理论，晚上把办公室、寝室这合二为一的工作室当成暗室，搞起照片的印放，摸索着前进。
也许是勤奋，又毕竟有高中毕业的底力，他较快地基本掌握了美术、创作、音乐、摄影、书法、辅导等几大门类的群众文化知识、要领，还把工作调理得井然有序，使我的犯愁成为多余。
记得有一次，我们举办全区国庆文艺会演，要求每个乡镇出两个节目。在预备会上，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得十分闹猛，尔后又各自爽朗地落实了任务，可只有他出声不多，坐在一边静静听大家说。会议结束，我拍着他的肩膀说：要搞好呵，这是一项集体活动，否则就会难堪的。他却说，我不是没节目可出，而是我在想如何争取夺得个好成绩。
演出那天，他带着两个节目早早来到了剧院，自己并着手为参加演出者进行化妆，见我进去，他抬起头问我：你看，我还行吧！他真有一手！真让我不见事实不敢相信。整个演出，他被分工为负责场务，对自己的节目极少“照顾”，但演出结束，成绩公布，长塘乡的二个节目居然获得一个一等奖、一个三等奖。好家伙，大大出乎同事和上级领导的意料。
在我的印象中，长根不仅工作负责，还爱动脑筋。乡镇撤扩后，他在站里分管宣传，写稿、抄黑板报、出宣传窗，他安排得有头有绪。文化、广电合并后的１９９９年，他负责电视宣传，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在完成任务基础上，力求质量的提高。第二年他为主采编摄制的一个党建工作电视专题片，被评为绍兴市一等奖。
他工作肯干，他工作负责，得到了社会的肯定、领导的信任，２００２年７月份被任命为沥海站站长。到岗后，他立即一头埋进了工作，增装有线电视，开展文艺活动，“左右出击”，可谁会料到不到２个月他就病魔缠身，尽管如此，他还是让人背着上下楼梯、坚持工作。
一切都是瞬间的事，长根带着和善的面容悄悄地远逝而去了，永久永久的不见了。我想，如果不是嫉妒他的才华的同行或不知真情的人们，都会感到十分的痛惜。与他相识、相处多年的我，对他的去世更加惋惜和沉痛。如今一切终已过去，但我时时还会想起。
写一篇周年祭文章，为的是对他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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