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登飞来峰》
作为千年古城的绍兴，建筑该是其丰厚历史文化积淀最感性的符号和最传神的诠释。然而基于中国建筑多以土木为材、难以长存的特性和中国人向来疏于古建筑的保护而热衷于天摧人毁后重建的缘由，在中国的土地上，明清建筑存世已属凤毛麟角，更何况唐宋、魏晋以至秦汉？绍兴的建筑亦如是。不过殊途同归中也有别例，那就是与恢宏灿烂的佛教文化紧密毗连的寺塔建筑，位于绍兴城南飞来山（又名宝林山、塔山）上的应天塔，想来也盖是此中之一。
据旧志记载，应天塔为晋末沙门昙彦与许洵两人同建。昙彦其声名不得而知，许洵则是响当当的人物。作为东晋名士，当年他随任会稽内史的父亲许旻定居绍兴时，与王羲之、谢安、名僧支道林等素为友善并颇多交往，且参加过那次颇负盛名的兰亭聚会。令人遗憾的是当年塔尚未建成，许洵却因病亡故，工程因此耽搁了下来，后在岳阳王萧蔡师的参与下终于建成。塔成后百余年（４７３年），惠基法师在飞来山上建宝林寺，塔遂成寺内建筑。唐乾符元年（８７４年），宝林寺改名应天寺，塔亦随寺，改名应天塔。
我们无从知晓，当年许洵和昙彦在飞来山上建塔的动因和缘由到底为何？但应天塔的问世和留存，却让今天的我们得以大致揣摩和触摸魏晋南北朝时期，绍兴地域历史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些许征象和脉络。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可以称得上意义深远，深刻改造中华文化之魂的异域文化入传的伟大历史事件，大约只有两次。一次是骤起于１９世纪中叶，始以鸦片战争为强制性文化传播方式，继以科学民主为文化主题的所谓“欧风美雨”的东来；另一次就是始于两汉之际，盛于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的印度佛教的东渐。两汉、魏晋时期随着西域僧人的大量来华，佛典经书的蜂拥而至，佛教的传播在中华大地上势如燎原。与之相对应的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内地边陲、山野城池，佛寺、佛塔、石窟、佛像等佛教建筑如雨后春笋。“招提栉比，宝塔骈罗”并非虚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亦无夸饰。在这样的大势下，诞生于晋末的应天塔，既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是应天塔之所以跻身江南名塔行列的题中之义；更是晋室南渡后日趋繁华的绍兴，成为江南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佛教文化）重镇的最好见证。
与大多数名寺名塔所遭遇的命运一样，见证了近７００余年历史沧桑的应天塔，亦经历了多次毁而重建的坎坷。应天塔大的毁而重建有两次，一次在北宋乾德初年（９６３－９６８年），一次在明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年），现存的应天塔便是嘉靖三年那次重建的遗物。作为越中著名胜迹，应天塔曾迎来过历代众多文人名士的登临咏赋。乾德初年重建后，著名政治家、北宋宰相王安石慕名登临并留下了《登飞来峰》的诗：“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借物咏志向为诗人的本性，著名政治家王安石亦未能免俗。诗中写的虽是应天塔上所见的实景，但字里行间，身居高位、大权在握的满志踌躇溢于言表。可惜作为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改革先躯和领袖，面对腐朽顽固的封建制度，王安石最终也未能摆脱黯然出局的命运，这是当年他站在应天塔上所未能想到的。
有幸登临应天塔已是近年的事，那是在一个暮色苍茫的黄昏，当我登上应天塔时，脚下的绍兴古城已是万家灯火。站在当年王安石赋咏的“身在最高层”的所在，我忽然悟及，作为绍兴古城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应天塔其实就是一把标杆和尺子，标志和丈量着绍兴这块土地历史文化的标高和厚度。尽管在不断增多的高楼大厦的比衬下，应天塔正日渐减弱着当年的巍峨和轩昂。
我想，无论怎样，应天塔应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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