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自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２２２年）置县，迄今已有２２００多年历史，是浙江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以历史悠久、文化兴盛、山水秀美、人杰地灵而独树一帜。客观地审视上虞的自然风貌、物质资源和２０００多年历史进程积淀的文化成果、人文景观，我们也许不难发现，丰厚又颇具特质的历史文化资源，无疑是上虞最具价值和开发前景的元素。
一、上虞的文化地理及人文
上虞是中华农耕文明重要源头——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区域，也是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境内有属于河姆渡文化第一层的五星村遗址和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第三至第二层牛头山遗址）。越文化源自河姆渡文化经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而趋于繁荣。越文化不仅对长江以南地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有重大影响，使长江下游东南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又一摇篮，而且也是惟一走向海洋的文化（越文化跨海北上进入朝鲜、日本，南下经台湾而至东南亚、大洋洲）。古老的文脉，面临海洋（杭州湾）的地理区位，使得作为越文化核心区域的上虞，在文化地理上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地位。
１、上虞是古代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舜避丹朱于百官”、“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乐（娱通虞）故曰上虞”、“大禹治水驻夏盖山”等等，都证明上虞不仅是古代舜、禹部落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以舜、禹、古越等为代表的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
２、上虞是春秋制造文化的中心之一。春秋以来上虞一带的酿酒、烧瓷、制茶、冶炼等著称全国，牛山为当时越国的冶炼铸造地，金银山出土的刀、锄、镰等铁制工具，其冶炼技术已达相当高水平。特别是商代中期，章镇等地就用叠压“龙窑”烧制印纹硬陶和外敷青釉的瓷器，直接造就了汉代小仙坛一带越窑青瓷的滥觞，使其成为中国青瓷的发源地。
３、上虞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平台。东晋时以谢安为代表的东晋群贤雅聚东山，和稍前的竹林七贤嵇康隐居广陵等，有力地推动和助长了中国隐逸文化的兴盛。
４、上虞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大苗圃。王充写《论衡》、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谢灵运开创山水诗、章学诚奠基近代方志学、杜亚泉创办《亚泉杂志》、罗振玉立说甲骨文、马一浮树帜国学等等，使上虞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大苗圃。
５、上虞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重要摇篮。上世纪２０年代初，以经亨颐、夏丏尊、匡互生、俞平伯、朱自清、丰子恺等为代表的大量文化精英会聚白马湖，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及现代教育的铺张和提升。
作为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上虞的民俗基本趋同于长江以南吴越文化区的民俗，但就区域特色而言，又有其个性色彩。上虞民性素称敦厚，“习勤俭，重耕织；勤诵读，尊师友；廉耻为尚，气节相高”为其最主要的民俗特质。
上虞虽为河姆渡文化和古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但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极大多数居民一样，其真正意义上的“土著”少而又少，大多数为外来移民的后裔。自秦至南宋，上虞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迁入。一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将一批中原移民迁至杭州湾南岸绍兴、上虞一带；二是东晋和南朝期间，随晋室南渡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二大家族从建康南迁江南，绍兴和上虞一带成为王、谢两氏的聚居地；三是南宋建都临安（杭州），绍兴成为陪都（南宋皇室在绍兴居住达一年零八个月），南宋政权统治者、文武官员、军队、随从等大量从北方迁入。此外宋将焦光瓒率部降金，宋室贬其部率为“堕民”，迁入浙江境内的堕民大都集中在绍兴、上虞、嵊州一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虞的人文和文化除了以越文化为底蕴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外来的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南北融合、互相掺入的产物。事实上这恰恰也是上虞人文和文化的活力所在。
二、上虞历史文化资源的构成
爬梳和分析上虞历史文化资源的构成，也许很难理清经纬、确定坐标，或更多只是隔靴搔痒难得要领，但其意义和价值却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努力以历史和文化两个维度为切入点，作一些探讨。
１、历史维度的构成
历史不仅仅只是一根线或一根轴，更应该是由无数截面组成的一幅长卷，从历史维度分析上虞历史文化资源的构成，其立足点也理应如此。从历史维度看上虞历史文化资源，其构成相对集中于三大板块，即东汉板块、魏晋板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板块。
①东汉板块。东汉板块是上虞历史文化资源中时间最早、影响最大、尺度最高、内容也最丰富繁杂的板块。王充绳床瓦灶著《论衡》，在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历史进程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魏伯阳殚精竭虑写《周易参同契》，开创了中国化学的先河；越窑青瓷千峰翠色夺先声，使上虞成为世界青瓷的发源地；曹娥投江寻父感天地，演绎为中国伦理教化的楷模；孟尝合浦还珠传佳话，树立了古代清官廉吏的榜样。东汉板块的上虞历史文化资源，在中国历史文化资源中的地位几乎都是里程碑式的，越窑青瓷不必说了，双峰耸峙的王充和魏伯阳，其著作双双入选中国百部传世名著（上虞仅此两部）。
②魏晋板块。魏晋板块是上虞历史文化资源中最富诗意、最具美学韵味、也最让人津津乐道充满想象憧憬的板块。这一板块以谢安和祝英台为代表。竹林七贤的嵇康遗世高蹈居广陵，一曲《广陵散》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的绝唱；一代名相的谢安隐居东山觅风流，其东山再起的经历浓缩了中国士大夫群体的典型特质；一代情女的祝英台勇敢追求爱情和幸福，千古传奇的故事誉满中外；山水诗鼻祖的谢灵运清新自然开新风，其诗歌史上的地位少有望其项背。值得一提的是因东山和谢氏家族，在著名的浙东唐诗之路中，曹娥江成为最华美、璀璨的段落。
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板块。这一板块是上虞历史文化资源中最具时代特色、诗意魅力，最铺张斑斓，窃以为也是最具开发价值的板块。这一板块无疑以二十年代初春晖中学白马湖畔经亨颐、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俞平伯、李叔同等一大批文化精英的聚集为核心。可归入这一板块的还有相近或相同于这一时间段的上虞文化群落，如胡愈之、竺可桢、杜亚泉、罗振玉、马一浮、吴觉农、徐懋庸，包括稍此前的章学诚等。就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说，这一板块最具代表性，也最富认知元素。
２、文化维度的构成
文化维度的构成，一定意义上也是从社会和文化的层面，探寻上虞历史文化资源或三大板块之所以形成的社会、政治因素或经济、文化条件，这对梳理和了解上虞历史文化资源的特色抑或有所帮助。
①东汉板块的文化构成。经过王莽篡权的短暂混乱，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农民作乱与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下中兴了汉帝国，史称东汉（或后汉）。在这一段偃武修文的时代里，社会相对稳定，疆域有所扩大，文化物质生活的进步极为可观。生产力发展，教育日趋普遍，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等自然科学已有较大进步。而地处江南的绍兴一带，经西汉一代的经营生息，秦统一六国后因迁散越国部族而造成发展缓慢的局面也有了较大改观，尤其是东汉太守马臻兴修鉴湖，有效地促进了绍兴一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调和各方的利害冲突，使彼此都能和谐并存，光武帝极力主张天人合一的观念，谶讳神学成为东汉法定的王朝统治思想。一方面是物质、经济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是思想政治的倒退以至迷信，东汉板块形成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经济、文化因素大致如此。同处东汉的王充《论衡》的诞生和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的问世，一定意义上就是这种条件和因素使然下正反两方面的产物。《论衡》以反谶讳神学主张无神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为宗旨，而《周易参同契》其本意是迎合谶讳神学求长生不老的炼丹之术（《周易参同契》又被称为“万古丹经王”）。越窑青瓷的诞生也不是横空出世，虽无确凿证据，但绍兴一带经济的繁荣和东汉自然科学的进步（龙窑火温提升技术的突破），想来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归纳上虞历史文化资源东汉板块的文化构成，似乎可用“学术文化”来概括。《论衡》是古代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学术；《周易参同契》是炼丹而提升成的化学学术；青瓷是自然科学——制造学术的产物；甚至曹娥一定意义上也是学术的牺牲品，迷信思想学术——谶讳神学的牺牲品（曹娥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巫师，为迎神落水而死）。
②魏晋板块的文化构成。魏晋南北期４００多年，是政权分立、政局忧攘、战乱频仍的４００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异常尖锐（“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政权的更迭频繁，社会经济的萎靡，专制权力的大大削弱，导致原有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的全面解构。旧的儒家经学失去了长期以来所处的独尊地位，不再具备过去那种对于科学的禁锢与束缚的强力，社会发展进入了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时代，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人格个性得到张扬。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一个人生道路充满荆棘险恶的时代，广大士人知识分子更是致仕之路断绝，囹圄之祸时至。为寻求解脱，或耽于酒药放浪形骸、“越名教而任自然”，或浪迹江湖流连山川、说理谈玄求旷达。与之相对应的便是与佛教兴盛紧密庇连的隐逸文化的兴起。竹林七贤嵇康遗世高蹈居广陵，江东名士领袖谢安隐居东山觅风流，便是典型的代表。因此归纳魏晋板块的文化构成，用“隐逸文化”来描述盖为贴切。谢安隐居东山的意义不仅仅只限于本身，更在于以谢安为代表的诸如王羲之、许询、支遁等一个江南隐士群体的聚集和形成，并由此完成了中国文化对自然山水的审美由自发向自觉的飞跃。同为魏晋板块中的谢灵运和其山水诗，一定意义上也是隐逸文化对自然山水审美的产物和符号，山水诗是隐逸文化的重要审美特征。祝英台则是自我意识觉醒、人格个性张扬的典型，其内涵与隐逸文化的本质是相通的。综观中国的隐士无非三种结局：一是终老山野；二是东山再起；三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两难选择而命运多蹇。而谢安和嵇康却各成为后二种的典型，作为隐逸文化重要平台的上虞，在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地位可以想见。
③二、三十年代板块的文化构成。１９１９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对中国历史进步的意义不用多言，“五四”运动—个最辉煌的成就，是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中国新文化的诞生和兴起（尽管现在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排斥和否定似太偏激了些）。与新文化的兴起互为因果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落的出现和崛起。当“五四”运动最初的轰轰烈烈过去之后，各种知识分子群落的解构和重组，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相对降温和沉寂（“五四”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知识界运动只持续了二年，到１９２１年夏基本结束）。也许这种降温和沉寂对中国现代文明特别是对中国新文化的真正形成和发展，比当初的轰轰烈烈更为深刻和具实际意义。解构和重组的重要特征，便是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组织和文化社团、群落的整合和聚集（政治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文学上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等出现）。１９２１年以经亨颐、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等为代表的大量文化精英聚集白马湖成为其中重要的个例。因此归纳二、三十年代板块的文化构成，用“五四”新文化来概括，无疑是颇为合适的。白马湖文化精英群中的每一个个体，几乎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将和骨干（无论是当时轰轰烈烈中扮演的角色，还是此以后长时间内对中国新文化的贡献和推动）。甚至相应归纳于这一板块的上虞名人群落的胡愈之、竺可桢、杜亚泉、马一浮、徐懋庸等等，或本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干将，或因受“五四”新文化的浸淫而成翘楚。
从历史维度和文化维度，观视上虞历史文化资源的构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脉络：东汉板块——学术文化，魏晋板块——隐逸文化，二、二十年代板块——“五四”新文化，尽管这样的归纳或许牵强。
三、上虞历史文化资源的特色
在从历史、文化两方面分析了上虞文化旅游资源的构成后，我们无疑应对上虞文化旅游资源的特色作一概括和表述。尽管这样的概括从未有人作过明确的尝试，尽管这样的表述将会有很多偏颇和缺陷，差强人意。
特色之一：地位高，影响大。综观上虞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地位高、影响大是最重要的特色。青瓷发源地的地位是世界级的；王充和魏伯阳则分别树立了中国思想史和化学史上的里程碑；祝英台的故事作为东方四大传奇之一，与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双峰并峙；曹娥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教化的楷模；谢安的东山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平台，东山再起的典故家喻户晓，已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经典；白马湖现象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的推动和引领无出其右。在上虞历史文化资源中，人文资源是最重要的部分，而其构成的众多人物几乎都是国际级和全国级的。
特色之二：内容丰富，板块清晰。就时间跨度而言，上虞的历史文化资源几乎穿越了自虞舜至民国近４０００年的历史，内容的丰富繁杂在一个县级市中更是十分鲜见的。单从文化构成来看就有部族文化、学术文化、隐逸文化、孝文化、“五四”新文化等几大类。更难得的是文化特性与历史时段的对应较为清晰，东汉的学术文化板块、魏晋的隐逸文化板块、二、三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板块等更具典型性。
特色之三：地域特质明显，美学价值大。上虞的历史文化资源有一个明显的共性，即大都与水有紧密的关联。曹娥江畔的王充、青瓷、东山、曹娥庙不必说了，祝英台有玉水河，春晖现象有白马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上虞的文化一定意义上也是乐水的智者文化，而且其历来文化资源的外在形态和元素，与江南丽山秀水的地域特质彼此融合，互为表里。王充乌石山的青青茶园、谢安东山的帆影棹声、白马湖的青山红树、祝英台祝家庄的田园风光乃至嵇康广陵的茂林修竹无不如此。其内涵的美学特征虽无黄钟大吕的雄浑、高天厚土的粗犷，却充满了江南松涛竹音的娟秀和草长莺飞的诗意，是江南地域文化特质的必然产物。
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定义：上虞历史文化资源是江南或江浙历史文化板块中，一个十分丰富又极为典型的平台。
上虞历史文化资源时间悠久、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优势独特，但其缺陷也是存在的。这种缺陷相比较而言，主要体现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
１、纵向的缺陷。
上虞历史文化资源起点高、板块清晰，但就时间的延展和分布来说，不均匀的现象也较为明显。如果将其比作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流的头（东汉、魏晋板块）尾（“五四”新文化板块）波涛汹涌，声势逶迤；而河流很长一段的中间部分却色彩平淡，相对沉寂，形成了一定的断裂。自隋唐至清末，上虞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重量级的文化名人，青瓷的辉煌也终被景德镇乃至浙江龙泉替代，历史文化资源的当量大大减弱。这种时间上的相对阻隔和断裂，很大程度上也妨碍或影响了后人对上虞历史文化资源的认知和了解（尤其是造成了对东汉、魏晋板块历史文化资源的遮蔽和掩掖）。同样因时间关系，导致实物几乎湮灭和文字记载相对稀少的原因，使上虞历史文化资源的实证性和感召力明显不足，历史文化资源的可视性和亲和力不大（大凡现存的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江南地区较为著名的文化旅游景点，大多以时间相对较为接近的明清时期为主。
２、横向的缺陷。
从横向的角度看上虞的历史文化资源的缺陷，主要缘于内容构成的繁杂和板块内部、板块之间缺少内在的承接和有机的融合。上虞历史文化资源的地域特质虽然明显，但作为一个移民后裔为主的地域，其原生态的文化特质或色彩已不很典型或相对稀缺；板块内在的承接虽隐约可见渊薮，但很难剥离出一条完整的脉络。学术文化在东汉独树一帜，说要有联系，一直迟到晚清的章学诚及其后的马一浮、杜亚泉等。隐逸文化在魏晋形成高潮，其后就销声匿迹，再也找不出类似的佐证。即使以白马湖为象征的“五四”新文化，在二十年代初短暂的繁荣之后，辉煌亦很快一去不复返（白马湖现象的短暂与其人员大多不是上虞籍亦有关联）。更重要的是，各个板块之间很难用一种典型的文化来概括和统领（如苏州的园林文化、绍兴的名人文化、书法文化、天台的佛教文化、新昌的山水文化等），从而使上虞的历史文化资源缺乏整合效应和典型的品牌。
四、上虞未来发展格局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提升和影响
随着长三角１６个城市（新加入台州）第四次城市经济协调市长峰会的召开，长三角未来的发展与融合已不仅仅只是一种猜想，由此上虞未来的发展其前景、其特征、其格局，也只有更多地放置在长三角这一特殊的群体中去考察，才具意义。同样道理，上虞未来发展格局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提升和影响，更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长三角未来的发展格局。尽管对这种格局（上虞及长三角发展的格局），现在任何人都无法作科学和真实的描述，但其影响事实上从现在开始便已实实在在地产生了。
１、发展模式的提升和影响
对上虞未来的发展，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接轨沪杭甬，融入长三角，呼应大绍兴，建设新上虞”的战略，作为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以下几个因素值得重视。１、２００８年绍兴跨江大桥建成后，上虞将处于杭州湾南翼南北、东西大通道的十字路口，拥有沟通浙江与上海、苏南最便利交通网络。２、虞北２０多万亩的滩地价值将大大提升。３、２００８年曹娥江口门大闸建成后，曹娥江将成为一条重要的景观内河。４、随着上虞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基地、现代物流基地、优质农副产品基地的建成，虞南６０万亩山水资源的休闲旅游功能和价值将更加凸现。这一发展模式对上虞历史文化资源的提升和影响无疑是史无前例的，至少现在就给了我们这样的视角：一、上虞的历史文化资源不仅仅只是属于上虞的，也是属于大绍兴的，或者说更应该属于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二、同样道理，上虞历史文化资源的建设和开发，其起点、其档次也不仅仅是只应立足于上虞的水平，而应提升在整个长三角发展的层面和档次上。三、以世博会为契机的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的目标，必须成为上虞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四、上虞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建设，不仅是上虞未来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应成为先锋。在“呼应大绍兴，融入长三角”中，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建设更应该成为重要的途径和支撑。
２、城市模式的提升和影响
上虞未来“北工、中城、南闲”的布局已经清晰，特别是１０１平方公里城区的规模和滨江生态型现代化中等城市的性质，对上虞历史文化资源的提升和影响，重点将体现在两方面：一、１０１平方公里地域内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包括毗邻这一地域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曹娥风景区、洪山湖梁祝风情区、皂李湖景区、春晖白马湖景区）不但是城市的组成部分，而且更应成为城市的亮点。除旅游功能以外，这些景区一定程度上也必将具有城区特色组团的功能，是诠释滨江生态型城市的重要符号。二、上虞经济社会的发展，大量人口特别是外来人口的集聚，将使上虞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吸引市外旅游者的同时，成为吸引本地旅游者的重要载体，或者说本地旅游者将成为另一重要的市场对象。
３、文化模式的提升和影响
城市文化是城市人格的表现，也是每个时代的时尚的总汇。它包括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生活与行为方式层、心理观念文化层等四个层次，城市文化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城市的品格和气质，随着上虞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加大，特别是融入长三角进程的加快，可以想见未来上虞的城市文化模式有可能呈现两个特征。一是以传统文化为底蕴，受海派文化（上海）渗透、旅游文化（杭州）辐射、商业文化（温台）熏陶、港口文化、海洋文化（宁波舟山）浸淫的新文化形态的孕育和生成（我权且称为曹娥江时代或杭州湾时代文化）。二是与大多数城市一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受经济效益至上和技术至上的工具性驱使，文化的个性差异逐渐消失，文化更多地成为时尚的总汇。上述两个特征相辅相成、交融互动，或难分彼此。分析这一文化模式对上虞历史文化资源提升或影响孰优孰劣，也许很难作出评价，但由此带给我们的启发却是颇有意义的。那就是在人类社会已由精英古典时代进入现代大众时代的情况下，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商业运作必须更多地考虑现代社会的大众的需求，由历史文化资源转化的文化旅游产品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要不断创新，走雅俗结合之路，以争取尽可能大的社会接受面。也就是说对于历史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必须以现代的眼光、未来的眼光取代古典的眼光，以大众的视角、时尚的视角取代精英的视角，以市场的态度、发展的态度取代自高自大、固步自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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