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９日，在英台故里浙江省上虞市，举办了一场沪杭绍甬梁祝文化研讨会。来自四地的４０余位专家学者，就梁祝文化起源、发展、传播、开发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
梁祝文化的产生和演变史，是与会人员共同关心的问题。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朱秋枫从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考证出，梁祝传说形成于东晋年间，至迟在南梁朝之前，因为在梁元帝萧绎《金楼子》一书中，已有了“梁祝事异”的记载，同时还有世代相传的“谢安奏封义妇冢”为证。东晋时期的会稽一带，商贾云集，文人荟萃，而且当时女子确有言谈评说之自由，社会上有才学的女子受人器重，涌现了谢道韫等与祝英台形神相似的才女，祝英台伪装求学、男女同窗的故事有其产生的丰厚土壤。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王恩佑认为，梁祝故事的流传形式和传播手段，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发展。最初传播的主要形式是口头文学和民间说唱，以曲艺为例，就有弹词、鼓词、道情、木鱼书、二人转、扬州清曲、河南坠子、兰州鼓子、西河大鼓、山东大鼓等２０余种。而后，戏曲成为最好的传播形式，越、京、川、滇、湘、赣、徽、粤、豫、楚诸剧和河北梆子、武安并调落子、梨园戏、河南曲剧等都有梁祝演出剧目，尤以越、川两剧影响为大。直至近代，电影和主题景区成为其传播的新形式，特别是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摄播，更使“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走出国门，蜚声世界。
关于祝英台的故乡，与会人员比较一致地认为在上虞。因为大型工具书《辞源》祝英台条目也采用了上虞人一说，而且近代创作态度相当严谨的作家、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作者张恨水对此作为专门统计，“其间（说祝英台）提到会稽上虞的，要占８０％。”中国梁祝文化研究会会长周静书对祝英台的故里从四方面进行了考证。一是从故事发生的地域角度看，各地专家都基本认同在浙东一带，祝英台故乡不会超越此地域，而从目前大量的资料看，上虞是比较可靠的一处；二是从早期故事记载看，目前能见到最早的唐代张读的《宣室志》及宋代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都明确写到祝英台是上虞人，而谢安奏表“义妇冢”的情节，也再次印证了这一事实；三是从全国各地遗迹看，梁祝故事深受人们喜爱，建一些纪念性建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江苏宜兴、河南汝南、山东济安、安徽舒城等地的遗迹都有不符之处；四是从各类文艺作品看，中国梁祝文化研究会现今收集到的梁祝故事达１００多篇，从中明确说明祝英台故乡具体区域的有２８篇左右，其中说“上虞”达到１４篇。对此，上虞的梁祝研究者蔡德亿、马志坚、陈秋强等也表示认同，并以明代《嘉靖宁波府志》、清代《康熙鄞县志》、《光绪宜兴荆溪县社志》、《上虞县志·佚事卷》及当地的民俗古迹为证，还指出建国初期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曾组织专家实地考察，最后认定祝英台老家为距上虞老县城３公里的玉水河边的祝家庄。
梁祝的故事能够流传千百年而经久不衰，与会人员均认为其故事本身富于传奇色彩，且有积极向上的主题。浙江省民间艺术家协会的吴桑梓认为，流传原因在于其传奇性、叛逆性、共鸣性和变异性。祝英台作为一个被囚禁在深闺的女性，伪装求学、同窗相恋、新婚祭友、以身殉情等一系列情节，托出了一个敢于向封建社会抗争的女性形象，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西湖杂志社编审章萃斌援引北京大学教授朱苏力的文章，对“梁祝悲剧是因为包办婚姻”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之说不能成立，造成悲剧的真正原因是梁山伯的性格，是封建观念的束缚，因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反封建。上虞的梁祝研究者阮其龙认为，爱情是“梁祝”故事永恒的魅力，应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祝英台和梁山伯的爱情都是真诚的、纯洁的、合理的和道德的。然而就是这样一对连当时的统治者都无可挑剔的青年男女，都无法得到爱情，这就更加深刻地显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人的合理需求之间的矛盾。祝英台用生命告诉人们，在爱情面前，金钱、权力和门第，都是那么渺小。“梁祝”故事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永久魅力也就在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