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刻帖，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宋太宗时所刻的十卷本《淳化阁帖》，清乾隆时所刻的《三希堂法帖》。不错，这些刻帖携皇家风威，自能光照四野，日奄日易私家刻帖的——即便像《天香楼藏帖》这一为明清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因未能幸沾皇家之边，兼以身陷乡野，故亦难于声名鹊起。
因为帖需置于室内或镶在壁上以供观赏摹习，所以，其形式比较单一，一般是采用长六十至一百厘米、宽三十厘米左右的标准石材经过精工磨制而成。有时，为了帖本装帧方便，而将书法作品安排成一个个局部，以使帖本可以装订成一个统一的规格，以方便携带流传。想一想吧，如若没有刻帖，后人怎目睹摹习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等巨擘书法的风骨神韵？又怎有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的存在？诚如邓完白所言：“书进帖进，帖进书亦进，此若形影之相关。”《天香楼藏帖》虽无皇家之光晕，然作为私家刻帖，则实属首屈一指，魅力永存。一俟拂去历史尘埃，她定然出落得楚楚动人。
说到《天香楼藏帖》，则不能不说及天香楼主人王望霖。王望霖，清代乾、嘉年间人，字济苍，号石友，浙江上虞梁湖乡人，由太学生捐中书。平日喜读书藏书，尤喜吟咏，现存诗稿四卷。亦工书法，善画兰竹怪石。有书数万卷，建“天香楼”收藏。有道是，文人文房，向来翰墨一体，诗画同心，书香墨香相和而不相分。王望霖自不例外，他广收历代名家墨迹，钩摹镌石，汇集《天香楼藏帖》。该碑刻于嘉庆元年开始动工，至道光十五年甲子告竣，前后历时四十年。王望霖苦心经营，常与刻工研讨，并参与其事。其时，工场的人数虽不多，然“金石相击之声，终岁悦耳”，加之主人校勘甚严，不惜成本，且又寒暑不怠，致使这一藏帖，翘首于一地之刻石。此碑刻共二百余方，现尚存一百余方，陈列于上虞市博物馆，分《天香楼藏帖》、《天香楼续刻》、《诒晋斋法书》、《刘梁合璧》四部分共十二卷，保存了宋、元、明、清四代近百书法名家的墨迹。微阖双目，我们自能想象，当年碑刻躺在天香楼，便恍如躺在了世外桃源里，没有尘嚣，没有污染，没有破坏，静静地就像睡着了的美人儿。
《天香楼藏帖》中的书法名家，可谓多矣，且各具神采，这不能不说是其不同凡响之处。有称为“明末四书家”的邢、张、米、董的书法，有称为“吴门四子”的唐、祝、文、周的书法，有绍兴青藤道士徐渭的“煎茶七类”行书真迹，有孟津痴仙道人王铎的“凤林戈未息”的草书，有户部尚书上虞倪元璐的“思母给献汝弟”行草书法，等等。细细观赏这些书法，或笔法遒逸，古朴老辣；或生气勃勃，灿若晨星；或雄强浑朴，俊逸奇纵；或雅逸娟秀，精正中和。而这又何以不归功于藏家之严、刻家之精呢？正如中国著名书画理论家、书画家、中国美院教授王伯敏所言：“由于摹刻者在望霖严格的要求下，又有胜天的工巧，其所奏刀，不但体现了原作骨法用笔的形貌，更在于显示了原作的神韵。帖中如刻文征明、唐寅、董其昌、莫是龙等的行书，点划不苟，飞白处，得虚中有实之妙。又如刻祝允明、王铎、陈洪绶、笪重光等的行草，均于撇捺刚柔中，相得益彰。其妙绝之处，尤见秀逸。凡此等等，都是使这套藏帖比之‘五花马，千金裘’的价值更高之所在。”
如果说，明朝初年沿袭了宋帖学之风，以复古为口号，学习晋唐书法，但又因书帖的反复翻刻，出现了所谓整齐呆板、一字万同的“台阁体”，丧失了书法艺术的生命力的话，那么，《天香楼藏帖》广收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徐渭、唐寅、王宠、沈周、米万钟等名家名作，是不是为明代书法艺术的辉煌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扶助呢？如果说，清朝“康乾盛世”之时，“书道中兴”是一种必然的话，那么其时承绪帖学比较著名的北方号称四大家的翁方纲、刘墉、成亲王、铁保；南方与翁、刘并称的梁同书、王文治，还有姜宸英、陈洪绶等名家名作尽被收入《天香楼藏帖》，是不是“书道中兴”必然中的必然呢？《天香楼藏帖》不愧是经两百年沧海桑田依存下来的稀珍，是独步幽谷林泉的绝代佳人，是守住经历万古千愁而不衰的永恒，她撑起的昨日，是那样的庄严；她接纳的今朝，又是那般的宁静。这庄严与宁静昭示着昔日历史风云的卷舒，洋溢着在历史的现实之中寻找自己本体的超然情怀，终至成为一个最有价值的文化符号，一个最具表现力穿透力的历史符号。她见证了书法历史前进的每个脚印，用有力的涛声，和着一个觉醒者的心跳；用自己柔弱无骨、坚硬如钢的身躯，承载着历史文化的重量。
每每徜徉于上虞市博物馆《天香楼藏帖》碑廊，吾辈莫不情动于衷。要知道，后人对王望霖的敬慕，绝非他官做得有多大，而是他收集名家墨迹的虔诚，亲自双钩的至诚。正如他在《天香楼藏帖》题跋上自述的那样：“余幼耽书法，每见名人墨迹，辄沉玩不置，可购者，谨贮之。其或什袭于友人，非我所得晨夕欣赏者，则借以双钩。”这位做官的藏家，从小就喜欢书法，并千方百计出资搜集名人墨迹，对那些无法买到的，就“借以双钩”，唯恐错失，仿佛历史对他委以了重任。在后人观之，他把搜集名人墨迹放在了重要位置，而做官倒成了业余。青春在时间的缝隙中一点点地消逝，生命的马车正在逐渐地驶向终点，往事的蹄音不断地敲打远去的岁月，然而，王望霖宠辱不惊、痴心不改，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王望霖竟然强韧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呵如果心性中没有那份执着的坚韧，没有那份恰到好处的淡泊宁静，没有那份既出世又不甘消极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就绝不会与碑刻结缘。是啊，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睿智的先辈，我们才有幸欣赏到那永难复回的历史风韵，我们才得以传承赓续那灿烂的中华书法……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碑刻之于《天香楼藏帖》就如钢琴之于《钢琴师》，苏格兰风笛之于《泰坦尼克》，风之于舞蹈，云之于天空，脉动于生命，激情于艺术。然而，毋庸讳言，《天香楼藏帖》在历史的浩淼烟海中深藏若虚，铮铮铁骨埋没荒野，少为人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终究令人欣喜的是，勒马回望，而今刀刃上跑马的年代过去了，万马齐喑的年代过去了，古道荒漠西风惨烈的年代过去了，《天香楼藏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喜庆之日——上虞市文化部门已出巨资以让这套映照上虞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藏帖》重新面世，此岂非书林佳音、书界幸事？书法泰斗启功先生闻之，评曰：“这套《藏帖》年代虽晚，但因所收作品均为明、清两代书法名家名作，而且刻得非常好，完整地保留了书法原作的神韵，可视为碑刻艺术的典范，在现存的碑帖中难得一见，故很有出版价值。”如若王望霖地下有知，能不笑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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