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之地，自古就有“习勤俭，安耕织，不乐商贾”的传统民风。这一文化取向，在稳定经济、安定社会方面，该是起到过一定作用的。
产生这一传统文化心理定势，事实上也是封建社会正统宣教的结果。在“君子耻于言利”、“以富利为隆，是俗人也”，“义动君子，利动贪人”等观念的役使下，自然，“习勤俭，安耕织，不乐商贾”的民风便难以逃遁改弦易辙的命运，以致延绵千年，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后人的思想和行为。
虽说“习勤俭，安耕织，不乐商贾”这一传统民风，有其本真、淳朴的内涵，然而，在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走不出这种民风的影子，从另一角度观之，其是不是成了我们创业求富思想上的绊脚石呢﹖要知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必谈财说富色变，要紧的在于敢富善富、“以富为能”。党的十六大描绘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十六大报告强调“发展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放手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如此，我们自须放下包袱，甩开膀子。
想富、怕富、奔富，这是我们几十年所经历的心路历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配制度的变化，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上虞儿女，都应该通过创业、立业、兴业来施展才华，报效祖国，同奔小康。试看举国上下，在整装待发的浩浩荡荡创业群体中，可谓精英荟萃、好汉聚集。他们中，不乏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学成归国的海外精英，不乏资历丰富的国有、集体企业乃至机关单位的俊杰秀才，以及饱经风霜的因转制和下岗及失业的劳动人员，他们都愿投身于祖国的大发展、大改革热潮中，都愿在广阔的创业舞台上大展英姿、大显身手。他们就是我们的标尺，他们就是我们的榜样。
在“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境遇里，上虞人不必气馁更不要胆怯。我们需要的是勇气，我们需要的是野心。野心不同于决心、信心和雄心，野心是一个人心中的目标，是非常具体的，坚忍不拔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野心比决心、信心和雄心更具体，更令人跃跃欲试。除去不择手段和攻击他人的邪念，就野心本意而言，立意是积极的，一旦具备了这种无坚不摧的力量，我们何以不能在奔小康路上所向披靡呢﹖
或许我们动摇彷徨过，或许我们自惭形秽过，但这只能代表过去，也永远属于历史。创业求富有起点，起点也许很普通很平凡，但如果我们能够善小而为，趁势而上，必能到达成功彼岸。日前开幕的浙江个私经济大会评选出浙江非公企业１００强，首次把浙商们的出身、年龄以及文凭等资料公诸于众：鲁冠球——打铁匠；徐文荣——农民；南存辉——修鞋匠；胡成中——裁缝；楼忠福——建筑工人。不独这些为世人熟知的商富，就是那些麾下企业年销售额在１０亿元左右的老板们，出身同样极其平凡。笔者粗略数了数，约有９０％左右的浙江民企精英出身寻常人家。这些精英们平凡的出身和不平凡的业绩，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如果把“习勤俭，安耕织，不乐商贾”的观点归入“重农轻商”的儒家思想的话，自然，这其中的某些东西是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障碍。而扬弃儒家思想，坚持与时俱进，自成了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否则，在遭受挫折乃至失败面前，不从主观上找原因，躲在借口之下，这岂止是一种惰性，更是一种推卸责任、不负责任的表现。必须看到，东亚的许多国家、地区，都有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传统，但有的国家和地区却先于中国实现了全面现代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说：“我看见壶开了，高兴得像孩子似地叫了起来；马歇尔也看见壶开了，却悄悄地坐下来造了一部蒸汽机。”新世纪的头二十年，对上虞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创业者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充满希望的好年代，我们能不能像马歇尔一样发挥自己的“成功潜质”去打造属于自己属于上虞的“蒸汽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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