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余姚嘉湖村，１９４８年１２月的一天，我与丁千有一面之缘。那天从上海来的青年有十来个，我惟独对丁千的印象很深。首先，他的姓名笔划简单，我想，这恐怕不是他的本名吧。但他的姓名很好记，这是事实。其次，他也戴了副近视眼镜、脸孔白晰、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穿了一件淡竹布长衫。他自我介绍说是上海一家洋行的职员，其他情况就一概不知了。他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身材并不高、只在一米六十多一点。
我那时已分派到虞东区工作，这一天是有任务行军到嘉湖同四明特办会合的。第一天见到这一些异地来的青年，屋子里自然就热闹起来了。那天正好下过大雪，满山谷一片白雪皑皑，天气很冷，但我们不怕冷，游击战争环境里，斗争的气焰热得很，而且与我们当时年岁很轻也有关系。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一天从上海过来的十来位青年，只留下二三位，其中有丁千。而其余的人又循原路返回上海去了，原来这些回去的青年，以为四明山是安全的解放区，来到此地，才知道艰苦的生活和险恶的环境都出乎他们的想象。四明山的领导主张“革命自愿，来去自由”，既然适应不了游击战争的环境，还是热情地、安全地送他们回去。
这样，我对丁千的印象就更深刻了。
第二天，我们和四明特办分手。丁千归四明特办分派工作，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丁千，只听说他被分派到“四明简讯”社工作，那是四明特办的机关报，环境相对较为安定。但同我们一样，一方面处于群众的拥护之中，另一方面又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我知道，“四明简讯”需要干部，早先“特办”宣传部长薛驹就曾经召见我谈过一次话，主要是分派工作，原本跟随“特办”小钢铁部队当文化教员的我，需要接受新任务，薛驹要我选择两个岗位，其中一个就是去“四明简讯”社。因为我学的是“社会学”，出于专业的考虑，我觉得同群众接近一些的工作更适合自己，于是选择了到虞东区做民运工作。那时，虞东区的梁辉区长刚牺牲不久，由杨光接任区长，正需要人手。于是我来到虞东区，随着杨光东游西击，日夜奔波。后来又与虞东的卢生元、陶天寿为伍，以万岙为据点，开展民运工作。
１９４９年的２月２２日，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传来了坏消息，“四明简讯”被敌人破坏了，有几位同志被俘，有几位同志被杀害。自从丁千去了“四明简讯”，我就很惦记丁千的工作和命运，噩耗传来，我不相信丁千就此会离我们而去。后来几经打听、证实丁千是被敌人杀害了，敌人焚烧了“四明简讯”报社，丁千的遗体就在熊熊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出事前的那段时期，“四明简讯”就办在余姚陆埠镇附近梅岭墩山上，所谓“报社”，不过是搭在深山冷岙的几间草舍，恐怕这是世间最简陋的报社了。这里的群众基础是好的，但难免也混杂着泥沙。由于当地坏分子的告密，２月２２日清晨敌人摸上山头，敌人是有目的而来，抢占了制高点，朝着报社的方向开枪，一面虚张声势，叫嚣着“不要跑”、“跑不掉了”，一面冲下山来。
报社没有武装保卫，上夜班的同志已经休息，上日班的同志正在忙碌着，突然听到枪声，知道情况有变，有经验的老同志熟悉地形，多数人脱险，有三位同志被捕，两位牺牲，牺牲的同志中，就有一位是丁千。还有位名刘良麟，上海暨南大学学生。敌人直到下午三点才离去，现场一片狼籍，报社的收报机、印刷机，各种电器设施也都被掳掠一空，抢不走的东西连同报社（草舍）一把火烧了。
丁千到了四明山，不过两个月光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四明山的解放事业，他的壮怀激烈，并不逊于几十年的老革命。他走了，走的那么仓促，甚至来不及留下片言只语和对亲人的叮咛。我也不知道他的墓地在哪里，但他的形象，仍是那么的鲜活、玲珑，永远在我的脑海中跳跃。
他的历史太短了，在我们的队伍里，没有几个人知道有丁千这位同志，最近看到余姚和宁波的同志，主要是那些原来也在“四明简讯”工作过的同志，在回忆特办“四明简讯”的史料时都提到了丁千，但也不过是廖廖几笔，专门为悼念丁千写的回忆录是没有的，要有，这算是第一篇吧。
流星从夜空中划过，消逝在天边。我想起了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是一座真正的丰碑，上面没有英雄的姓名，但我仿佛看到了“丁千”的名字正镌刻在这座不朽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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