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６年，我有幸为《上虞县志》的编纂，做过一些有关工商业资料的收集工作。那时，我还是一名业余通讯员，常常为能刊发“豆腐干”大小的新闻报道而喜不自胜。因为要查阅有关史料，我经常光顾当时的县档案馆，在那里，我见识了上虞最早创办的《上虞声》、《南针周报》、《石榴报》、《上虞报》等一批进步报刊，从中受益匪浅，查考到不少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
记得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新闻报道是易碎品。”但看着这些纸张早已褪色，纸面焦脆甚至破损的旧报纸，我突然觉得，新闻其实并不是易碎品，那些依附在新闻纸上的铅印字，将永远记载着某一段历史的真实，为后人提供可资借鉴的东西。
１９９３年春天，我有幸被《上虞日报》原总编车广荫相中，参加为《上虞报》复刊而准备的试刊阶段的采访工作，并成为报社复刊后的第一批新闻记者。记得那年８月８日《上虞报》正式复刊的那一天，车总编曾写下一段文字与报社从业人员共勉，我们从昨天走来，我们向明天走去。《上虞报》将以虞舜史传作铺垫，故乡先贤为榜样，承前启后，殚精竭虑……
如今，１０年光阴匆匆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１０年的记者生涯伴随着紧张、快乐、兴奋、友谊、勤奋和艰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突然发现自己已不能与《上虞日报》这张报纸分离。
从周二刊到周三刊到周四刊到改出日报，从四开四版到改出大报到天天出彩报，新生的《上虞日报》从蹒跚学步，渐渐独立行走，走过了童年，告别了幼稚，浑身正散发着青春的气息。上虞报业的发展，其实却渗透着一代又一代报人的心血，正如一首词中写的：“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滴一叶。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都有它自己的使命。”
追溯上虞报业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很值得让人回味的“教科书”。上虞近代史上可谓人文荟萃，而那些声名显赫的文化名人和革命志士大多与创办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胡愈之、夏丏尊、范寿康、吴觉农、叶天底、徐懋庸、谷斯愚……他们笔织心耕写春秋，在上虞报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然而，对于这些前辈的办报理念和佳作，我须仰首才得以瞻望，对于他们的人品和操守，我须俯瞰才得以领略。回望历史，透过历经８０余年的尘埃，那些早已名垂青史的一代文人都已定格在发黄的历史画卷中，但谁也无法抹去这些先人的足迹，无论是悲是喜，是歌是泣，都让我们后人神往不已。
１９２１年，上虞旅沪青年胡愈之、胡仲持兄弟与进步人士合办了上虞最早的报刊《上虞声》，４开４版，在上海印刷后寄回上虞发行。１９２６年，正在春晖中学任教的夏丏尊、范寿康等人发起改《上虞声》为《上虞声三日报》，也是４开４版，由上虞印刷局印刷，社址就设在现在百官的丁界寺内，推举胡愈之、吴觉农、叶作舟等人为理事。以后社址先后迁至丰惠、白马湖，到１９３４年６月终刊，共出８３８期。《上虞声三日报》在当时是一张在县内外都颇有影响力的进步报纸，并培养了一批像徐懋庸这样的杰出文学青年。胡愈之也从办小报起步，不断进取，终成大业，成为我国新闻出版界的一代泰斗。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解放前的报纸，常常被人看作是“文人论政”的一角天地。但事实并非如此。１９２７年，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的徐懋庸为叶天底领导下的《石榴报》编辑稿件仅工作一个余月，就因宣传进步思想而遭反动当局通缉。好在徐懋庸从此冲出上虞，在“外面的世界”里经受了历练，成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杂文家。
报纸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总会打上时代深深的烙印。１９３５年３月在丰惠创刊的《上虞日报》，就是国民党上虞县党部机关报，由当时任国民党中常委的陈立夫先生题写报名。共出版２３１８期，直到１９４９年５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才停刊。在今天，我们已不能简单地用好与坏这样极端的词语去评判那张国民党政府创办的旧报纸。在抗战县城丰惠被日寇沦陷期间，当时的《上虞日报》采编人员随抗日队伍辗转四明山区，出刊虽断断续续，但那些即使是油印的报纸，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无疑也是凝聚人心、同仇敌忾的有力武器，其独特的作用仍然是功不可没的。
作为中共上虞县委机关报，《上虞日报》早在１９５６年５月１日就已创刊，１９６１年２月，又因国家处于困难时期而停刊。不到５年时间共刊１２３１期，应该算得上是很了不起的业绩。这期间，报社和整个社会一道经历了“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刮共产风”的风波和阵痛。在那个一切政治挂帅的年代，我们的前辈只能做到首先唯上，其次唯书，最后才可能唯实，这是他们处世之道，立身之本。然而，即使唯实，也难免留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新闻笑柄。一有风吹草动，搞报纸的人往往是首当其冲，难逃厄运。那年月，就因为说了几句真话，有的人便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身陷囹圄。他们除了要劳动改造，还要遭受别人的冷眼和喝倒彩，而他们能够品味的就是那留在报纸上的苍凉。每次翻阅那个年代的报纸，都让我感到一种悲凉和震撼。那一代报人用他们特殊的“牺牲”铸成了一页最沉重的历史。
《上虞日报》复刊正是那“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时代。但她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凤凰”的再生，从版式到语言，从风格到图文，《上虞日报》如同凤凰涅槃那样迎来了新的黎明。
为了办好《上虞日报》，我们这些采编人员分别从机关、学校、工厂汇聚到一起。对于这个复刊后的新生儿，我们犹如为儿之父之母，日日不敢稍有懈怠。孩子跌跤了，那是我们心头的痛；孩子患病了，那是我们心头的愁。在家笔耕，惟恐爱之不够深；出差在外，牵肠挂肚思更切。更重要的是全市人民一直用博大的胸怀呵护着她，用丰厚的乳汁哺育着她。笔织心耕写春秋，终于，《上虞日报》不负众望，渐渐出俏，引来了更多关注的目光和赞叹。
一代宗师王国维曾经说过，事物的发展大凡要经历三种境界：一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光阑珊处”。尽管命运多舛、变化无常，但我始终坚信“只管朝前走，路旁自会有开放的鲜花”。在《上虞日报》复刊１０周年甚为清静的日子里，我写下这些不甚完美的文字，权作追溯历史，缅怀先人，聊以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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