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树青山白马湖，雨丝烟缕两模糊。欲行未忍留难得，惆怅前溪闻鹧鸪。”这是著名诗人柳亚子为我的母校——浙江上虞春晖中学留下的瑰丽诗篇。
我是１９６１年从一所农村中学毕业，被免试保送进入春晖中学的，在白马湖畔度过了难忘的三年高中生活。高中时代被认为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母校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师长哺育、校园氛围，对于我的人格形成、思想发展，对于我此后几十年的人生道路，确实产生过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四十多年的风雨沧桑，未能冲淡我对白马湖岁月的温馨记忆，难以洗去我对母校深切的感念和眷恋之情。
我的高中时代处于物质极端匮乏的三年困难时期，每天只有５至６两杂粮聊以充饥，上两节课后便饥肠如鼓。高一时班上６０位同学，到高三时只剩下２１人。学校师生员工全部寄宿，教师的定粮基本上与学生相同，但工作负担远重于学生的学习负担。学校名师荟萃，好些优秀教师当时还顶着“右派”、“右倾”帽子，身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在那个艰难的岁月，从校长到每个教师、职员、校工，无一不是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没有牢骚怨言，没有敷衍塞责，更没有争名逐利，只有教书育人的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晚自习结束熄灯之后，办公室的煤油灯便次第亮起，直至深夜。当时学生要在夜间轮流护校，我看到身患疾病的方模、陈宗秀等老师房间半夜还亮着灯，心里阵阵发热。春晖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和高尚人格对我教育殊深，让我懂得什么叫做事业和责任，启示我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应当坚持人格和操守。在社会动乱的年月里，尽管我有过困惑和迷惘，但没有过沉沦；虽然也受过错误思潮的影响，但没有失落过人格。我对工作比较负责、投入，不敢含糊敷衍，在为人处世上，始终牢记着母校的教诲。
教育的基础是爱。在白马湖畔含着热泪翻译意大利教育名著《爱的教育》再版３０多次的“平屋先生”夏丏尊，留下了爱生的许多动人佳话，与众多名师共同铸就了以“师爱”为鲜明标志的春晖师德、师风和师魂。
母校老师对我的关爱之情，使我每忆及此便心潮难平。我家境贫苦，之所以能念完高中，全靠老师们的支持和帮助。有多位教师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为我慷慨解囊，给我以衣食之助，并用殷殷的教诲和期待鼓励我克服困难坚持学业。大概是受白马湖文化的熏陶，我对作文有浓厚的兴趣。记得高二时我的一篇作文《雪》在全县中学生作文比赛中获一等奖，一天之中竟有十几位老师前来祝贺和鼓励，让我感动不已。我虽是学校“有影响”的学生干部，但当出现缺点时仍难免受到严厉批评。数学老师陈宗秀曾当众批评我上课“走神”，体育老师詹之尧曾严厉批评我喜欢睡懒觉，并把我从热被窝中拉起来去做操，班主任张志南老师对我思想上工作上的要求更是严厉有加。悉心关怀和严格要求所凝结的真诚无私的师爱，日积月累、润物无声地滋养了我的性情和品格，培育了我的忠爱之心，教育我热爱党、祖国和人民，热爱工作和事业．，并用真诚的爱心去面对与我相处的人们。我性格中的坦诚、直率、宽容，使我赢得了组织和同事的信赖；虽然有时也要为真诚付出代价，但我始终坚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准则，无怨无悔。
春晖中学虽地处“世外桃源”，却富有革命传统，历来关注社会风云和国计民生。上虞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叶天底就在学校从事革命活动。当年学校曾积极组织师生走向社会，反对军阀统治，宣传抗日救国，抨击卖国独裁，唤醒民众觉悟。作为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学校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学生。我在高中当过班长、团支部书记、校团委宣传部长，学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在培养我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活动能力方面倾注过大量心血。校党支部书记刘启贵多次教育我“当干部最要紧的是以身作则”，徐槐树校长教导我“社会工作和学习要做到相互促进”，团委书记吕耀永、张志南则在如何组织领导社会活动、如何协助老师进行管理、如何关心和帮助同学等方面给我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我上大学后就担任团支书，不久就入了党，青年时代就养成了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热心公益事业的习惯，并且比较成功地领导管理过一些单位，应该说均得益于母校师长的精心培育。
清醇甘甜的白马湖水，孕育过独具江南灵秀的众多文化名人，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春晖学子。丰子恺在春晖画出第一幅漫画而终成中国漫画大师，李叔同在春晖谱出传世之作《送别》而载入艺术史册，著名导演谢晋的艺术素养也应该是起源于“白马湖文学流派”前几年有《白马湖文学丛书》六部出版的熏染。造就春晖辉煌，使春晖独具魅力和神韵的，我以为是经先生所制定的独具慧眼、充满睿智的校训“与时俱进”。追求真理、追求卓越，崇尚自然、崇尚实际，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才使这所江南名校永葆春晖。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作为一名春晖学子，我将牢记“与时俱进”的校训，以不懈的努力和进取报效春晖沐浴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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