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完成了到延安的访问，在北京写出了被国民党多年封锁的红军长征和陕甘宁边区的详细介绍，交由英国戈兰茨公司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出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Ｒｅｄ Ｓｔａｒ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由于这本书具有文献意义的历史著作，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的革命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相，具有巨大的新闻价值。出版后几周内就销出了十几万册。到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三个月之内在美国就印了五版，以后多年仍然盛销不衰。
这年１１月斯诺到了上海，与在救国会主持对外宣传工作的胡愈之相识。斯诺在麦德赫斯特公寓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送给胡愈之。胡看了这本书喜出望外，他意识到这本书能在中国及时出版，这对人们了解共产党坚持团结、坚持抗日很有好处。斯诺基于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完全支持胡的愿望，他立即表示，《红星照耀中国》在中国出版的版权就让给中国的出版者。
胡愈之得书后，向当时在上海的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刘少文了解斯诺去陕北的情况，知道我们是欢迎斯诺去陕北的。为了突破国民党长期的新闻封锁，他与朋友们商量后，决定尽快翻译出版这本书。但是出版要有一个承担义务的出版社。在当时的形势下，哪家出版社敢出这样的书！那就自己办个出版社，取名“复社”，是复兴中华的意思，社址在福煦路安乐村１７４号，胡愈之和他二弟胡仲持合住的一幢三层楼房客厅里。这里是英法租界交界处，出入比较方便。出版社的经理由救国会张宗麟担任，常在办公的有张宗麟、陈明（共产党员）和胡霍，常来的有王任叔、郑振铎、梅益、冯宾符等同志。
斯诺新书原名叫《红星照耀中国》，胡愈之考虑这个书名比较惹眼，国民党最忌红与赤，于是他和译者们商量，决定改用《西行漫记》比较含蓄，类似一本游记，有利发行。全书共有１２章，约３０万字。他邀集了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人中善于翻译英文的人共同承担。承担翻译工作的有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等十二人。把英文版新书拆开，不到一个月全部译完。加上原来已译出的部分，由胡仲持对译稿作了校订，胡愈之对全书作了编审，并写了“附记”，介绍作者简历、去陕北采访等情况。
出版要买纸、要印刷，没有钱就依靠读者解决困难，采取发预约券的办法筹集资金。胡愈之在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周二座谈会上，把斯诺这本书作了介绍，每册书定价为二元五角，预收约一元一本，初版两千册，就有两千元资金。当时党指派艾思奇向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杜月笙介绍了这本书的情况，他标榜自己支持抗日也拿出了１０００元支持出版这本书。书的印刷问题，胡愈之了解到，上海成为“孤岛”后，许多大书店和出版社已搬去内地，但是印刷厂多数没搬，都闲起来了。胡愈之同印书业关系很深，特别是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连工人都很熟，工人们知道胡愈之要出书，同意先不付钱，印刷费卖了书再付。
《西行漫记》这一本３０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从翻译、发稿、付印，到出书，前后不到两个月。１９３８年３月，第一版出２０００册，由于商务印书馆精良设备印刷，质量比较好，深红色封面，大３２开，插图全用道林纸，十分清晰。很快印了二版、三版，次年１月印了四版，不到一年四次重版，这在出版史上是罕见的。
在出版过程中，曾发生一个小小的插曲，当样书出来后，胡愈之把样书送给斯诺，斯诺为中国朋友翻译出版《西行漫记》的热忱所激动，看看样书，十分高兴。但是第二天一大清早，他却找到胡愈之说：“昨晚妻子为这书跟我吵了一夜。”原来胡愈之在“附记”中对斯诺夫人的称呼按苏区的习惯，称作“爱人”。在西方“爱人”与“夫人”是不同的概念，斯诺夫人看后大发脾气，斯诺再三解释也没有用。后只好挖改纸型，重新印刷“附记”，才解除了误会。
《西行漫记》是详细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本书，而且是一个外国记者公正客观的、毫无党派之见的报道，出版后，使人读后热血沸腾，红军神话般的长征令人神往，共产党领导人传奇式的革命经历令人崇敬。从高级将领到普通战士，他们都有崇高的革命理想，都有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崇高宗旨。这书不是一般的报道，而是诗一样的赞歌。《西行漫记》出版后，国外不少出版社纷纷翻译，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本书所激起的巨大反响，大大出乎胡愈之和同志们的预料。
毛泽东主席读过《西行漫记》后说：“《西行漫记》是一本忠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我们党的政策的书。”一直到九十年代仍在被人们传阅着，被认为是革命历史教育的重要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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