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有曹娥江，自南而西北贯穿全境，曹娥江不但是上虞的母亲河，是孕育、滋养上虞历史文化的血脉，也是我们探视上虞文化特质、启程上虞历史名人之旅的主干道。东汉４２年６７年从扬州治中任上辞职返乡的王充，回到故乡曹娥江上游一方普通的茶园里，开始了他离职家居、闭门潜思，考论虚实、专心著述的岁月。这位“绝庆吊之孔，置刀笔于墙垣户牖”的思想先驱，这位感“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世书俗说，多所不安”的无神论者，此年正好４０岁。三十年后，绳床瓦灶边、布衣荆食中，青灯黄卷下、笔山墨海旁，当那部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之大成的煌煌巨著《论衡》，如一轮智慧的旭日、精神的旭日，在曹娥江边那方普通的茶园里冉冉升起时，也许只有王充知道，这条近在咫尺、终日在他眼前流淌的曹娥江，该给了他多少智慧的洗涤和人格的砥砺。《论衡》的写作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坚毅和忍耐，是一种牺牲和殉道，但这种坚毅、忍耐的结晶，这种牺牲、殉道的升华，对中国哲学思想、对古代唯物主义的开掘和张扬，对中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批判斗争精神的传承和激赏，是王充以后任何一位思想先驱所难以企及的。因为王充、因为《论衡》，上虞的思想文化，在１９００多年前的东汉便已攀越了同时代的高峰。出生细族孤门的王充，自幼聪慧，青年时代赴洛阳求学，负有“博通众流百家之言而不拘一家之说”的盛名和学识。但因无人提携，不愿随俗浮沉，特别是坚持真理、敢于对东汉王朝统治思想的谶纬神学“心濆涌、笔手扰”，作大胆的批评，王充的一生仕途坎坷、贫困潦倒，几乎是在贬黜抑屈中度过的，尤其是晚年，贫病交加，以至死后家贫如洗，由学生凑资才得以草草安葬。王充的遭遇也是封建专制统治制度下，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同统治思想作大胆批判斗争知识分子的缩影，虽然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很多。王充墓位于今上虞章镇乌石山茶园里，抬眼望去，但见一地蓬蒿簇拥着一丘荒凉的土坟，其简陋、其寒酸与《论衡》的辉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最平凡、最朴素的归属，恰恰也是最华美、最恒久的归属，至少作为朴素唯物主义者和伟大的无神论者的王充，对这种巨大的反差不会在意吧。
甚嚣尘上的谶纬神学，并没有因王充和《论衡》的出现而有所消弥，祭祖、迎神、逐鬼、求雨、治疾、祈年等巫风在东汉中期依然炽盛，而那些以歌舞为职、通过歌舞“代神降语”的巫师，则是被人十分看重的职业。汉安二年１４３年，农历五月初五，一位叫曹盱的巫师在曹娥江上为迎潮神伍子胥抚节按歌、逆涛婆娑，落水而亡。曹盱１４岁的女儿曹娥，为寻父尸沿江号哭七昼后投江而死，五日后抱父尸出。一时间千夫失声，观者塞道，泣泪淹涕，惊动国都，曹娥江也因孝感动天的曹娥而得名。汉元嘉六年１５１年，上虞长度尚改葬曹娥于江南道旁，并为曹娥立碑，碑上刻诔文一篇，诔文为度尚外甥邯郸淳所撰。不久著名文学家蔡邕访求王充遗著到上虞慕名观碑，可惜时值暮夜，于是蔡邕只得用手摸碑文而读，读后在碑阴上题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隐语。“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之子也，于字为好；“齑”，受辛也，于字为辞；即所谓绝妙好辞。蔡邕的八字隐语成为中国灯谜的肇始，至于后来魏武帝曹操因这八字隐语而杀了才华超过自己、而又不懂得尊王者讳的谋士杨修，则是后话了。曹娥庙现位于上虞城区曹娥江西岸，临江而立，气势雄伟，以精美绝伦的书法、雕刻、壁画、匾额、楹联等被誉为江南第一庙，蒋介石当年拜谒曹娥庙手书“人伦之光”的匾额亦悬挂其中。
与谶纬神学弥漫的东汉不同，三国和魏晋时期，玄学、清谈之风盛行，与之相得益彰、彼此互动的是大量寄情山水的名人隐士的出现，和以山水诗为主要审美表现的隐逸文化的兴起。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绍兴、上虞等地自然成为南方隐逸文化的重要中心。此当中两位上虞名人可堪称代表。公元２６２年，官拜中散大夫的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因当面奚落司马昭心腹锺会，公开发表非薄“圣人”言论，而被司马昭集团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处死。在洛阳东市的刑场上，三千太学生强烈请求赦免嵇康，做太学的导师。然而青年人的热血终究是一厢情愿，悲壮和肃穆里，嵇康索琴演奏了他４０年生命中最后的一首琴曲《广陵散》，一时间天地黯然，群情凄绝，空灵而嚣张的琴声中，嵇康从容地上路了。作为三国魏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出生上虞的嵇康不仅天资职慧，才华横溢，而且龙章风资，形象帅气。因不满曹魏政权的专制和司马昭集团与曹氏集团争权夺利的种种卑劣勾当，他远离仕途，过着弹琴咏诗、清峻孤高的生活。嵇康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隐居山阳今河南省修武县北，于阮藉、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等在竹林中说理谈玄、饮酒赋诗，被称作“竹林七贤”。然而曾经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继任尚书吏部郎官职，而一时震动朝野的嵇康，毕竟不是一个轻薄红尘遗世高蹈的真隐士，嫉恶如仇的个性和富有正义感的人格，使嵇康始终对现实十分关心。因此，当司马昭集团用儒家礼法作为篡夺政权的思想武器时，激愤刚肠的嵇康站了出来，他公开主张“非汤武而薄周礼”，终于招致杀生之祸。大凡中国的隐士无非三种结局，一是终老山野；二是东山再起；三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两难解脱，最终命运多舛。性格决定命运，嵇康的结局就是例证。如今上虞几乎没有嵇康的任何遗迹了，惟一留下一个叫“广陵”的地名，还多少能让人想起１７００多年前的这位乡贤。
与嫉恶如仇、敢于同统治集团作斗争而只活４０年的嵇康相比，那个因“东山再起”而闻名的东晋名相谢安，则无疑是中国名人隐士由隐居山野、轻薄红尘的俗风流、小风流，到驰骋疆场、指点江山的真风流、大风流的成功典范了。公元３２０年，谢安３２０—３８５诞生于因避永嘉之乱随晋室南迁的谢氏旺族。史称“谢安少有重名，司徒府聘为幕僚，朝廷任为佐著作郎，后朝廷又任尚书郎、琅琊王友，均辞不就，隐居东山”。史书的记载总太过于简洁，使得我们无从知晓，谢安当初屡辞不就到底为了什么原因，也无从知晓谢安到底具备了怎样的雄才大略，以至时人有“安石谢安，字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之说。然而作为南迁的旺族，谢氏家族的血脉里，毕竟流淌着太多的建功立业、指点江山的志向和抱负。因此，谢安的隐居东山无非是一种姿态、一种等待、一种蓄积。“安隐居东山与王羲之、孙绰、许询、名僧支遁等交流，成为江东新一代青年名士领袖，朝野瞩望。”朝野瞩望的隐居对真正的隐居无疑是一种嘲讽，好在谢安是一个真名士，他不会为隐居而束缚，为朝野瞩望所累，他只会将他的隐居生活过得率情率性、丰姿绰约。“出则渔弋山水，入则泳言属文”；“优游山林六七年，闻征召不至”；“纵心事外，疏略常节，每蓄女妓，携持游肆”。名不见经传的东山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成为江南隐逸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公元３８３年，前秦荷坚八十万大军大举南侵，东晋朝廷危在旦夕，时年已６３岁的谢安临危受命东山再起，出任征讨大都督。野草迷岸、浊浪翻滚的淝水边，谢安亲率八万“北府兵”，起用弟谢石、侄谢玄、子谢琰等一批年轻将领，以逸待劳，智战骄兵，创下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淝水大捷”。谢安和“东山再起”的典故也因“淝水大捷”而名垂史册。位于上虞市上浦镇曹娥江东岸的东山，除保留谢安墓和简陋修复的东山寺外，尚有指石山、蔷薇洞、棋坪岩、始宁泉等。
我们不知道当初南迁的谢氏家族，为何要选择曹娥江畔的东山为南迁的终结。临曹娥江而立，高不足百米、方园不过数里的东山，许是凝聚了江南太多的清丽之气、风流之脉，注定了要与谢氏家族有缘。自谢安以后，谢氏家族和东山，几乎成了孕育著名诗人、特别是山水诗人的摇篮。东晋女诗人，那个以“白雪纷纷何所似，末若柳絮因风起”而被世人称为“咏絮才”的谢道韫是谢安的侄女；为谢灵运的山水诗提供模式、开山水诗先河的谢混是谢安的孙子；至于史称“大小谢”的中国山水诗鼻祖的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和谢惠连，则分别为谢安的从玄孙。永初三年４２３年七月十六日，将赴永嘉太守任上的谢灵运，回到离别已二十四年的老家东山始宁墅。此次回东山，谢灵运没有像１５岁那年离开东山时那样匆忙，他几乎跑遍了东山附近的山山水水，写下了被称为谢灵运山水诗序幕的诗作《过始宁墅》。“剖竹守沦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绦媚清涟……”也许正因为有了《过始宁墅》的肇始，中国的诗歌宝库中才有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等玑珠。从谢安、谢道韫、谢灵运再到一代名导谢晋，东山应该是有幸的。
作为越中名山，谢安的东山有过历代诗人名士太多的吟鞭游屐、帆影棹声，仅唐一代就有几十位诗人登临造访。骆宾王来过，孟浩然来过，李赤、方干、宋之问、萧颖士等都来过，大诗人李白更是几次登临东山，留下了“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的诗句。也因了东山，“潋滟信潮上，苍茫孤屿分”的曹娥江，成了浙东唐诗之路中一段最璀璨、华彩的乐章。唐代不仅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中外文化交往、特别是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也十分活跃。在鉴真五次东渡的同时，不少日本僧人也纷纷渡海来华。唐贞元二十一年８０４年，日本僧人寂澄来华取经，他在天台国清寺取得天台宗后，又至山阴龙兴寺取密宗未得，怏怏之中寂澄来到东山下流约４０余里的曹娥江渡口丰山，欲就此踏上归途。不料在丰山他巧遇了顺晓和尚，顺晓不仅传密宗于寂澄，而且还为其灌顶，密宗由此成为日本佛教天台宗的重要门派。丰山道场现位于上虞市东关梁巷村附近，为日本佛教密宗祖庭，近年，来此朝拜的日本佛教人士不绝如缕。
上虞历史上有过两次大的文人聚会，一次是东晋时以谢安为首的东晋群贤雅聚东山。谢安隐居东山时与其关系密切的名僧支遁、大书法家王羲之、高士许洵和名士刘炎、阮裕、孙绰、殷融、李充等常聚会东山赋诗饮酒、谈玄优游，这也为日后著名的兰亭聚会埋下了伏笔。另一次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的民主主义教育家经亨颐，在白马湖创办春晖中学，众多名师云集白马湖。东山我们已经去过，现在我们不妨去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看看。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杭州省立第一师范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校长经亨颐、教师夏丏尊更是先锋人物。同年秋季因拒绝“祭孔”，教育当局责成经亨颐开除以夏丏尊为首的一师四名教师，经亨颐坚决拒绝，当局派了一位叫金布的校长去上任，一师因此爆发了挽经驱金的学潮。学潮之后经亨颐回到故乡上虞，担任由乡绅陈春澜出资建造的私立中学——春晖中学的首任校长。为办好学校，经亨颐将已赴湖南教书的上虞同乡夏丏尊请来春晖，德高望重的夏丏尊召集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云集白马湖。匡互生来了、丰子恺来了、朱自清来了、朱光潜、刘延陵、刘薰宇、杨贤江、冯三昧、吴梦非、范寿康、王任叔等都先后来了。蔡元培、刘大白、叶圣陶、胡愈之、黄炎培、陈望道、俞平伯、吴稚晖、李叔同、何香凝、柳亚子等亦多次莅临春晖中学，或授课、或演讲、或交流小住，一时间春晖中学成为享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教育、艺术圣地。在一所名校崛起的同时，众多文化艺术杰作也如白马湖的流水，在名师精英的笔下汩汩流淌了。朱自清在这里写下了《春晖的一月》、《荷塘月色》等名篇，夏丏尊在这里翻译了《爱的教育》、写下了《平屋杂文》的大量篇什，丰子恺在这里写下了第一篇散文、发表了第一幅漫画……而以春晖名师作品为主形成的白马湖散文流派，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春晖中学位于上虞市驿亭镇白马湖畔，现今的校舍依然保持着当年红柱白墙、雨廊逶迤，轩窗洒脱、中西合璧的特色。而校园外白马湖畔的名人故居，夏丏尊的“平屋”、丰子恺的“小杨柳屋”、李叔同的“晚睛山房”和朱自清故居等等，近年更已修缮如初。经亨颐的骨灰安葬于校园内，而１９４６年逝世的夏丏尊先生则长眠在“平屋”后面的象山上。作为上世纪２０年代初最为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春晖中学昔日的辉煌已渐渐远离了，但当年经亨颐校长提出的春晖中学“与时俱进”的校训，却在今天发扬光大成了一个时代的箴言，这也是春晖的最大骄傲了。
曹娥江有不少支流，从曹娥庙对面，明代大书法家王望霖故乡梁湖由西而东连接姚江流向余姚的那条叫四十里河。四十里河在梁湖中段又称玉水河，有东方朱丽叶之称的一代情女祝英台就生长在玉水河边的祝家庄里。“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才貌双全……”越剧悠悠的唱词比玉水河的妩媚更令人充满了向往。虽然梁祝的故事也许只是一个传说，但在民间，祝英台在上虞人的心目中，却比任何一位名人都来得铺张和饱满，以至上虞人自我介绍时，开口第一句就是“英台故里”。四十里河继续向东就到了上虞的古城丰惠，丰惠作为上虞的老县城，作县治长达１１００多年，自唐长庆元年８２１年始，至１９５４年才迁于百官。丰惠也是上虞历史名人的重要聚集地，城外十里的凤鸣山曾是东汉著名道学家魏伯阳炼丹之地，魏伯阳是与王充同时代的人物，当年他一边炼丹一边孜孜矻矻地写出了“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周易参同契》是我国第一部化学著作，魏伯阳也被尊为中国化学的鼻祖。凤鸣山现尚有凤鸣真人祠等。而城内的束力伍堂，则走出了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工作者、曾任六届人大副委员长的胡愈之。胡愈之１８９６一１９８６是新中国首任出版总署署长和《光明日报》的首任总编，也是一个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五位于一身的全才。他二十年代合办《公理日报》、三十年代主编《东方杂志》、四十年代主编《南洋商报》、《南侨日报》，特别是他当年全力帮助邹韬奋编辑《生活》周刊，建议筹办开明书店、翻译出版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擘画策动《鲁迅全集》的首次出版，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进步出版事业的先驱。与束力伍堂相距不远是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故居，吴觉农为中国茶叶事业鞠躬尽瘁、辛勤耕耘了一生，功业卓著。他早年留学日本时曾以一篇《茶叶原地考》，驳斥了日本人“茶自产地在东印度的谬论”，而９０高龄前后编撰的《茶经述评》巨著，更被称为２０世纪的新《茶经》。丰惠也是中央军委筹建人王一飞烈士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叶天底烈士的故乡。王一飞故居位于丰惠镇小庙弄，叶天底故居则位于丰惠镇东门外的谢家桥村。
与丰惠隔曹娥江对峙的另一古镇就是东关了，杭甬运河经东关而入曹娥江。东关素有“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之誉，丽水秀山多有才俊问世，竺可桢１８９０—１９７４就是杰出的一位。１９７４年２月６日，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竺可桢用颤抖的手，记下了一生中最后一天的气象记录后，走完了８２年的光辉一生。新中国成立后即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不仅是近代中国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竺可桢１９３６年出任浙大校长，治校达１３年之久，他提出的浙大“求是”校训和以科学家严格的科学精神办校、治校的作风，为浙大终成“东方剑桥”作出了卓越贡献。竺可桢故居位于东关镇大木桥头，三间楼屋坐南朝北，临街面河，依然可见当时的风貌。与东关毗邻的是长塘，长塘多山，当年嵇康得《广陵散》的“广陵”就在长塘境内，当然长塘不仅因嵇康而出名，也为诞生了一代国学大师马一浮１８８３—１９６７而骄傲。马一浮自幼聪颖，虽从未进过校门，却精通六国文字，特别是对“儒、释、哲”的研究和学识更具一代宗师风范，被公认为我国近代史上继王阳明后的大学者和书法界泰斗。马一浮少时离家，后长期寓居杭州西湖边的蒋庄，虽然位于长塘后庄村的马一浮故居尚存，但一片破墙残瓦，已很难再睹旧时的容颜了。
当我们行将结束上虞的历史名人之旅时，我愿将最后的一点笔墨，留给上虞另一位杰出的名人，他就是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章学诚的老家在道墟，道墟古称有道之墟，也是绍兴师爷的发祥地。章学诚自小身体孱弱，智力迟发，自言“二十岁以前性绝呆滞，读书日不过二、三百，犹不能久识”。但就是这一性绝呆滞，使章学诚在青少年时就对史学产生了特殊的爱好。“质虽呆滞，而识趣则不离纸笔，性情已近史学。”但性情已近史学并非“质虽呆滞”的天赋所就，而是勤学苦读的结果。因为孜孜不倦的勤学苦读和文山书海的广涉博览，二十岁以后，章学诚对史学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较深的造诣了。章学诚生活的年代虽然正逢“乾嘉盛世”，但他一生却贫困潦倒，从二十三岁时应顺天乡试起，曾七应乡试，虽也三中、二落、一荐、一备，但始终没有受到朝廷的丝毫重视。逼于生活，章学诚常常奔波于大江南北，飘泊异乡，先后在定川定武书院、永平敬胜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讲授史学为生，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方志人才的同时，他也主修了许多方志，且每修完一部方志，其方志理论就有新的发展。特别是他历三十年之久撰写的史学理论巨著《文史通义》与刘知几的《史通》被合称为史学理论上的双壁，为我国近代方志学的奠基之作。乾隆六十年，漂泊异乡４０年的章学诚返回故乡定居，不久双目失明在贫病交加中走完了６６年的人生。章学诚死后葬于绍兴山阴芳坞，其故里道墟亦有章学诚故居。
自上游的章镇至出口的道墟，一条曹娥江奔腾日夜，一路沧茫，而其哺育、其灌濯的自王充而至章学诚的众多上虞历史名人，事实上也是这条江其风姿的展现、其精气的凝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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