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洛宾老人曾对人说，我没有职称。有人说，报上不是说您是“西北民歌大师”吗？老人说，大西北有歌，丝绸之路就是用歌声铺出来的。老人从台湾讲学回来，在机场时，天上下着小雨，车子在路口等绿灯，旁边一辆车子也在等。那辆小车中的人突然摇下窗子，冲着老人喊：“在那遥远的地方，祝您一路顺风”“我不认识喊我的人，‘在那遥远的地方’，这就是职称。”
王洛宾没有职称，然而，要论水平，论听众的认可度，他不知要比那些拥有职称，以至自诩为大师的人高多少倍！
然而，在世俗的观念里，职称便是水平的代名词。评判一个人有没有水平，往往总是看其有无职称。笔者并无意于否认职称的权威性，但我们绝不能拿职称唬人，把职称作为唯一的甄别标准。要知道，职称有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呵有人曾经撰文尖锐地指出，一些发达国家的人才可以有测评机构企业性，但绝没有什么评审机构，他们的人才战略是对事不对人，能干的人不需要贴标签，不能干的人贴了标签也没什么用处。然而，我们呢？特别是一些职称，还不就是给评审出来的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此做法，你能说没有丝毫弊端？
拥有职称的人，有的实际水平并非一定比无职称的人高，同样，高职称的人，有的实际水平亦并不一定比低职称的人高。想当年，蔡元培聘请梁漱溟任北大教师时，他只有２４岁，北大的学生有些比他的年龄还大，梁漱溟过去多次报考北大但却没有考取，最后他考入了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他只是一位中专毕业生。１９１６年上海的《东方杂志》上连载了他撰写的文章《究元决疑论》，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了蔡元培的高度重视，蔡元培与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商议决定聘请梁漱溟来校任教。于是，年纪轻轻的梁漱溟便登上了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讲台。梁漱溟没有辜负蔡校长的信任，在讲坛上一站就是七年，深受学生好评。
无职称者若此，低职称者凭实力亦照样能够获取成功。去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人田中耕一，１９８３年获学士学位，现任职于京都市岛津制作所，为该公司研发工程师。让人惊诧的是，世界上有那么多因为各种原因而著名的“家”、“大师”，可诺贝尔奖偏偏授予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田中耕一。这其中之理之义，能不让人深思？
真正的职称，之于个人，应该名实相符。然而，让职称说话，有时恐怕难以有充足的底气。不是吗？在平时我们总能发现这般有趣的现象：真正拥有大学问的人、满腹经纶的人不想再去炫耀自己的学问，此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崭露头角“半瓶子水”的人，才到处去显露他的头角，咣当咣当响个不停，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后者与前者不同之处，其实就是因为底气不足。如果真正积贮了充盈的底气，我们又何必在乎职称之有无及其高低呢？
守护底气，要义唯在谦逊、勤勉、志业而已。
齐白石７０多岁的时候，对人说：“我才知道，自己不会画画。”人们齐声称赞老人的谦逊。他说：“我真的不会画。”何故？原来齐白石从古人与造化中看出自己能力的些微。如果说，这是一种谦逊的话，那么这该是接近真理时的谦逊。一旦拥有这等可贵的谦逊，则何愁不能自我超越，臻于完美？泰戈尔说：“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接近伟大的时候。”信然！
范文澜先生曾在其名著《中国通史》中说，佛教是“迷信”、“蠡国殃民”。晚年的范文澜感到他对佛教的批判不尽恰当，有点后悔，想重新写，他对周建人说：“我正在补课，读佛书。佛教传到中国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和中国文化关系密切，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赵朴初闻之，竟说：“范老是真正的学者。”一个人能知错就改，与时俱进，不停止探索，还怕不能更新知识、精益求精？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提出“志业感”的概念，与职业感相比，两者自有所不同：职业感仅仅遵守市场经济的交易法则和信用原则，只要获得更高的收益，从事哪一项具体的工作是不重要的。志业感就不一样了，所获得的不仅是物质、货币、名誉这些外在报偿，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满足感和自我的价值实现。如果能将自己的职业同时成为“志业”，那么，每个人必有责无旁贷之念而无居功自傲之心，“但求事功，不求名达”。
有职称固然好，暂无职称或还是低职称也不必灰心。有无职称、职称高低并不最为重要，最为重要的是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最为重要的是人们心目中给你评定的职称。正如巴尔扎克所赞：“真正的学者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暗暗做了许多伟大的工作而生前并不因此出名。”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们那些由没有职称和有职称，有初、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组成的白衣群体，不是同样以其平凡的奉献行为在亿万人民心中矗立起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吗？
话到最后，笔者忽然想及，其实，为官不亦如此吗？你官位再高、权力再大，但不能用来为人民服务，知“民”度不高，群众口碑不好，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倒不如早早“回家卖红薯”去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