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杂文名家徐懋庸是３０年代在上海参加文艺界进步组织，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结成友谊的。徐懋庸崇敬鲁迅，以鲁迅为师，鲁迅对徐懋庸也非常器重与爱护。
１９１０年１２月出生于下管镇方山村的徐懋庸，自幼聪明好学，１９２６年受著名烈士叶天底的影响，开始在上虞参加革命活动。１９２７年因秘密编辑《石榴报》，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弊政，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徐懋庸避居上海。９月，他化名余致力，考入半工半读的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学习英、法、日三国文学，１９３０年毕业后，曾一度回浙江到中学任教，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
１９３３年到上海，他翻译的《托尔斯泰传》由华通书局出版，便以此书的稿费作生活费，开始向“左联”支持的《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受到《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的重视，从此成为《自由谈》的经常撰稿者，并开始与鲁迅相识。
徐懋庸的杂文，师承鲁迅，不但学得好，连鲁迅的气魄、风格、笔调也都学得很像，使许多读者、甚至名家都把他的作品，误以为是鲁迅所写。１９３４年新年，《申报》邀请１０多位为副刊《自由谈》撰稿的作者聚谈。鲁迅与徐懋庸等都到会。林语堂到后即对鲁迅说：“周先生又用新的笔名了吧？”鲁迅说：“何以见得？”林语堂说：“我看最近有个‘徐懋庸’的文章，猜想也是你。”鲁迅听了哈哈大笑说：“这回你可没猜对，徐懋庸的正身就坐在这里。”这时大家都笑了起来。
１９３５年６月，徐懋庸集中了他的４８篇杂文，内容有学术短论、社会批评、人物小传、文学评论，编成《打杂集》准备出版，请鲁迅作序。鲁迅高兴地作序：“这本集子的作者，前有一本《不惊人集》，我只见到了他的自序。这一回我希望一定能够出版，也使中国著作界丰富一点。这本杂文集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够人情……我所以极为高兴为这本集子作序。”
徐懋庸崇敬鲁迅，鲁迅对他也很器重爱护。徐懋庸加入“左联”后负责编辑《新语林》、《芒种》、《时代新报》副刊、《每月文学》等，鲁迅都大力支持，并要他腾出时间，多出点书，甚至连生活上对他也无微不至地关心。当知道徐懋庸患消化不良时，鲁迅亲自到药房买了一瓶药送他。他的孩子病了，鲁迅亲自给他开了药方。
１９３５年，上海文艺界负责人田汉、阳翰笙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原担任左联书记的任白戈去了日本，由徐懋庸继续担任左联书记，他积极努力地工作。
１９３６年，由于种种原因，左联解散，在文学界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在论争中，徐懋庸出于对鲁迅的敬仰与信任，于８月１日急不择言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某些事某些人的看法，其中有些话是不够正确的。只隔了两天，鲁迅即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讲了自己拥护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下统一起来等，对徐懋庸不正确的提法作了严厉批评。
可是徐懋庸对鲁迅的敬仰与信任还是不变。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当得知鲁迅逝世的消息后，他百感交集，悲痛异常，竟无所措手足。他作了一副挽联，上书“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赶到殡仪馆，参加了吊唁和葬礼。
１９３８年，徐懋庸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工作，５月向党中央、毛泽东等汇报了上海左联活动情况及两个口号的论争情况，毛泽东肯定了这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
建国后，徐懋庸编写的《鲁迅——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一书出版。当许广平编《鲁迅书简》时，徐懋庸把几年来鲁迅给他的全部信件送给许广平，希望鲁迅的遗文遗简能全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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