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民间爱情传说多若星斗，这些传说中最经典的是被人称为古代四大爱情故事的“牛郎织女”、“天仙配”、“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其中最具真实性、确有其人其事的并堪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应是“梁祝”。它经人们千年传颂，其浪漫色彩越来越浓，迷人魅力越来越强，特别是经过戏曲、电影、小提琴协奏曲等艺术形式的精心包装，让“梁祝”这美丽动人的故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被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几年前我随市越剧团赴北欧演出《梁祝》之时，深切感受到外国人是何等热衷“梁祝”故事，为他们狂热喜爱之情所感动。作为祝英台的故乡人民，可以自豪地说，祝英台不仅只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已经成了世界名人，“梁祝”故事已成了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名人肯定能带来名人效应，它能极大地提高名人家乡的知名度，以及还可为名人故里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所以驱使许多地方都把梁山伯或祝英台说成是他们那里人，有些地方已抢报了联合国“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项目，目前一场“申遗”大战已狼烟四起。据查，自称是“梁祝”故乡的在全国有１０多处，其中所谓遗迹较多、史料记载较早较全、宣传力度最大的是宜兴市和宁波市，前不久宁波和宜兴已相继启动“梁祝申遗”工程，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作为祝英台真正故乡的我市如能狠下决心，立即启动此项工程，定能击败对手，取得胜利仍属为时未晚。
首先，从“梁祝”故事起源看，我市具有宁波及宜兴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优势。古代许多文献记载着祝英台是上虞人。“梁祝”传说最早形成故事梗概的晚唐张读所著《宣室志》中写道：“英台，上虞祝氏女。”宋代李茂诚所著的《义宗王庙记》中记载祝英台“肄业三年思亲而先返。后二年山伯亦归省之上虞，访信斋，举无访者，一叟笑曰：我知之矣，善属文者，其祝氏九娘英台乎。”我市明清两代修编的县志中都明确记载祝英台为上虞人氏。同时近现代许多著作及绝大部分学者也认为祝英台是上虞人。１９２１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中记载为“祝英台，晋，家上虞……”，１９９９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梁祝文化大观》收录的“梁祝”故事中大都未涉及祝英台籍贯，但说祝为上虞人的有１６例，说祝为山东微山、广西柳州、江苏宜兴只各１例。该书编委莫高先生经调查后认为，“流传全国的梁祝传说，几乎百分之九十都说祝英台是上虞人”。近代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代表作家张恨水先生经考证统计，认为祝英台的籍贯“提到会稽上虞的要占百分之八十”。１９７９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中也记载祝英台为上虞人。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戏曲片《梁祝》的第一句唱词就是“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才貌双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者何占豪先生经过认真考证也认为祝英台是上虞人。宁波方面“争遗”的重点放在梁山伯的身上，他们的史料略显单薄，所依据的是《宣室志》以及明代嘉靖年问《宁波府志》两本书，而这两本书中均明确地记载祝英台为上虞人氏。宜兴的史料依据更为单薄，他们只从常州地方志《毗陵志》中找到了关于祝英台的读书处为宜兴“碧鲜庵”，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能证明祝英台为宜兴人。
其次，从“梁祝”故事的遗迹看，与宜兴、宁波相比，我市没有处于劣势。宜兴手中最有用的杀手锏是公元８６７年唐代李膑题写“祝英台读书处”的唐碑，其他的所谓“十八相送”经过的胡桥、黄泥墩、土地庙等都是后人牵强附会而作，没有历史价值。宁波的遗迹基本上是近几年的新作，他们投入数千万元建成的“梁祝文化公园”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遗迹，但他们就是利用这一“公园”而大加炒作，如创办“中国梁祝婚俗节”等，其影响远比宜兴大。我市若能加快洪山湖畔的“祝家庄风情旅游区”项目建设步伐，建成后的风景区绝不会比宁波“梁祝公园”差，然后再利用各种手段及宣传载体进行大力度宣传，其效果肯定比宁波、宜兴好。
另外，宁波与宜兴目前在“申遗”上已做了大量工作，即使他们中的一方捷足先登将来取得了“申遗”工作的决定性胜利，只要我们现在能积极参与到这场“争夺”中去，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们的胜利成果中分到一瓢羹。因宁波定位于梁山伯，宜兴虽定位于祝英台，但其优势只是“读书处”，我们只要牢牢占据“英台上虞祝氏女”这张王牌，至少能使最后结局锁定于宁波——梁山伯、上虞——祝英台、宜兴——“梁祝”读书处之局面，形成“三国鼎立”之势，让“申遗”结果三地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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