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先生生于１８７３年逝世于１９３３年。他是近代杰出的科普教育家、翻译家，中国文化启蒙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古今之群书，建树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在中国首创科学杂志——《亚泉杂志》，首创化学元素译名，首译数学《盖氏对数表》，并参与汉语拼音之首创工作。他大力提倡科学、热心培养人才，对理想执着而理智地追求为人们所敬佩。蔡元培说他是“以科学方法研究哲理，周详审慎，力避偏宕”。胡愈之曾说，得到了他的细心指导，并称他是忠厚长者，治学严谨，办事踏实。但就是这样一位中国科学界的先驱却被人说成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文化界守旧派的代表，直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在许多著作中把他说成是“既是介绍自然科学的先驱者，又是新文化运动的落伍者”（上虞８９年版《县志》），并称这种矛盾现象为“杜亚泉现象”。
我以为这是一种历史的误解，也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冤曲。这种误解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一场论战。“五四”以前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急骤变化史，每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以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为特点的“洋务运动”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使人们认识到政治制度的改革才是中国的出路。康梁维新的挫折及辛亥革命虽以共和代替帝制但仍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中华大地上到处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因此很容易使人认为改革失败原因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一种越彻底改革越好的急躁心态。这一急躁心态表现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这一问题上就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新青年》派。他们主张“彻底论”即“中西文化绝无相同之处，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而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反对中西文化融合。与之相对立的则是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派，主张“调和论”即“中西文化各有特点，应该相互调和，融合西学于国学之中。”杜亚泉将西方文化归为“动的文明”，认为西方“重人为，重外向，尚竞争”。他将中国文化归为“静的文明”，认为中国“重自然，重内向，尚和平”。他认为动静应当互补，各取对方之长处以补自己之短。杜亚泉的观点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很难被人们所接受，但随着时间的迁移这种“内外向互补”观点逐渐为中外学者所普遍赞赏，在他之前尚无人使用这一观点，他可谓提出此观点的第一人。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时势必会涉及到如何看待儒家思想。这正是人们对杜亚泉误解之根本所在。对于社会改革杜亚泉从不反对过，也不反对引进西方文化。他在《个人之改革》一文中阐明了他的改革观点：“吾侪自与西洋社会接触以来虽不敢谓西洋社会事事物物悉胜于吾侪，然比较衡量之余，终觉吾侪之社会间，积五千余年沉淀之渣滓，蒙二十余朝风光之尘埃，症结之所在，学谬之所丛，不可不有以廓清而扫除之。”他清楚地表达了改革是他的信念。在实施改革中他主张改革不应放弃维系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的精神支柱——儒学，应将西方文化调和于儒学之中。他认为中西方文化在本源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西方文化以“我”为本，所以崇尚自我，发展个性，人与人之间关系划得很清，开口权力义务，闭口法律关系，父子夫妻间都要算账。而儒学以“他人”为本，即“克己为人”之说，崇尚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即人人克己为人，使两方调和而相济，并不是专压一方。但是他的这种想法，孔子的这种精神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根本无法实现，反而被统治者演化成呆板的礼教纲常以用于偏倚一方。
中西方文化调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事，其中有不少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或争论不休，其稍有疏忽很容易铸成错误。要让西方文化融入传统民族文化必须发掘可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传统资源，但在许多方面传统资源十分贫乏。比如民主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制度，但传统思想是重修身，故民主理论在传统资源中极为稀薄，而集权是几千年统治之基本经验，据此杜亚泉以儒学为基础，提出“统整”之说，认为必要的集权是治国之本，民主过盛会导致内乱。陈独秀正是抓住了他的“克己为人”、“统整”之说，在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下，指责杜亚泉“谋叛共和”、“妄图复辟”。
梁启超在《中国人自觉》一文中说“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它的时代来做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种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它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对于杜亚泉的“克己为人”、“统整”之说也应放到时代的背景中去考察。他的统整是出于处在当时军阀割据列强瓜分的岌岌可危形势下要求统一的迫切心情，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反映，绝不能上到“谋叛共和”这种原则高度去批判。“统整”论的根本精神即使于当今社会里也仍很有借鉴意义，因为民主与集中是一对辩证矛盾统一体，只强调民主而不讲集中也同样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克己为人”的精神其糟粕确被历代帝王所利用，致使数千年来“个性不得伸展、社会亦不能发达”，若将“克己为人”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人与人之间互相谦让，不仅应是当时社会所提倡的人际关系，也是当今社会所应遵循的待人准则，所以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丢开本质只顾条件地将杜亚泉“克己为人”之说上升到“妄图复辟”高度去兴师问罪，似乎也有失偏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