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同志在辞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告别演说中，面对清华学子说道： “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
“不要落身后骂名”，自是对为官者说的。为官在任上，大抵是很少有骂声的，即便有，亦多在背后，或是“腹诽”之类。碍于为官者的权势，又有几人敢怒目相向、张口而骂呢？真正的骂声，真正落下骂名，多在身后。
有道是，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绝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为官者落身后骂名，定然跟其为官之时未能恪尽职守，不愿为民办事有关。无论成克杰抑或胡长清，他们钻入狭隘的圈子里，只知为自我谋私利、捞好处，不知为群众做实事、办好事，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随着一声枪响，伴着罪恶躯体的倒下，从此落下身后骂名，当不言而喻。
然而，落身后骂名，怕远不止成克杰、胡长清之流。有的为官者虽没有像他们那样腐败，或许还曾经为群众做过一些事，可终究由于私心作祟，渐渐开始少办事、不办事，以至办了坏事，从而招致群众的怨声、骂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为官者又何以不落身后骂名？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办了多少好事、实事，谁做了多少错事、坏事，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对位为民正、权为民用、欲为民节、事为民办者，群众总是有口皆碑、箪食壶浆。“自古江山多壮丽，至今父老说英雄”，乃此之谓也。反之，则不然。
据河北省无极县当地人讲，无极县原名定远县，包拯曾在那里任县令。那年，包拯要调走了，乡亲们舍不得，却又没法阻拦。当人们获悉第二天天一亮包大人就要启程时，便把所有的鸡都杀了。因为鸡叫了天才会亮。包公怕惊扰乡亲，打算鸡叫头遍就悄悄上路，结果直到东方欲晓，也没听到鸡叫。当包拯背起行囊开门时，猛然见父老乡亲都默默地站在街道上等着为他送行……自此以后，没有了鸡的定远县便成了无极鸡县。历史上，包拯未必真在无极为官，却能受到当地人们永远崇敬和爱戴的个中原因，不是昭然若揭的吗？连封建时代的包拯都能赢得百姓的赞誉，何况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范匡夫同志说得好：“要做一个在台上人家真正尊重你，退下来人家仍旧怀念你的官”是啊，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理应经得起群众检验，经得起历史评说。
无独有偶，不久前，《人民日报》报道了一位特殊人物——福建省东山县的老县委书记谷文昌。虽然他已经去世２２年，但他的名字却永远铭刻在当地人的心中。每年的春节、清明，人们总不忘祭奠这位共产党员。谷文昌同志之所以如此受到人们的怀念，不就是因为他很好地实践了“两个务必”对共产党人的要求么？不就是因为他生动地回答了“入党为什么，当干部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历史课题么？
话，须说回来，“不落身后骂名”，并非要让每一个为官者都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其实，对为官者而言，只要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为群众着想，都对得起群众就可以了。当年郑板桥任潍县知县时，就碰上了大旱之年，第二年春又是久旱无雨，全县“大饥”；第三年春，更是“大蝗疫水饥”，民不聊生。郑板桥下令开仓赈贷，又“尽封积粟之家，渝其平粜”。同时决定大兴工役，修建城池，以便“招徕饥民就食赴工，劝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饲之”。以今天的眼光视之，郑板桥之举约是算不得什么宏伟大业的，充其量不过是“救灾”而已。然而，“一枝一叶总关情”，其一举一动皆利为民谋，何以不令当地陷于水火之中的百姓感激涕零呢？而郑板桥去官离潍之日，父老乡亲遮道相挡，后又“为建生祠”，自是想象中事。
“政声人去后，丰碑在人间。”一个为官者要“不落身后骂名”，就必须自觉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淡泊明志，志存高远，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就得牢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古训，只要事关群众利益，就须举轻若重，办实做好；就得深刻涵咏“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含义，做到既干事又干净，以“靠前指挥”的姿态和“向我看齐”的决心，去展示一个共产党领导干部应有的风采和魅力。为官若此，又何愁不能赢得群众的口碑？又何愁身后落下骂名？
有位诗人曾经写下了这段耐人寻味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不是对“不要落身后骂名”作了最好的诠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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