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先生于１８９０年３月７日出生在东关竺家台门。他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在科学上造诣之深，被推颂为我国气象学、地理学的“一代宗师”，在教育上贡献之大，被赞誉为同蔡元培先生齐名的近代“伟大的校长”。他高尚的道德人格，更令人高山仰止。在竺老诞辰１１３周年之际，我们缅怀这位世人敬仰的家乡先贤，在新世纪科教兴国的事业中，要更好地继承发扬他的精神，开拓进取，与时俱进。 只问是非 不计利害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是竺老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一句名言，表现了一代宗师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道出了“中华民族脊梁”的轩昂气概，表述了一个爱国者的处事准则，昭示了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立场。竺老在大是大非面前能维护真理，义无反顾，把个人荣辱、得失，生死置之度外，这是何等崇高伟大的品格情怀。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把个人的前途命运系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中，竺老青年时目睹当时中华大地灾害频繁，民不聊生，所以赴美留学时他选择了学习气象学，可以预测气象，防灾抗灾，报效国人。１９１８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放弃留美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当时国内仅有几个气象站，被外国教会所把持，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欣然接受蔡元培先生之邀，筹建南京气象研究所，又不辞艰辛，陆续在各省创办了气象站，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气象科学工作者，实践着他说的“凡所以为民生计，皆吾人之责任”的诺言。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竺老在日寇入侵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不计个人安危，一介书生担当起率三千浙大师生迁校贵州的艰巨重任；忍受了丧妻失子的巨痛，坚持战时艰苦办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压制民主，镇压进步青年的白色恐怖时期，面对李公仆、闻一多倒在血泊中，于子三惨杀在敌人监狱里，竺老毫不畏惧，大义凛然，挺身而出，一面保护进步教授、学生，一面竭力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爱国教授、学生，正如竺老坦言：“科学与革命，二者且均出于爱。”他爱祖、爱科学、爱青年的赤诚之心、气贯长虹。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竺老他热爱祖国、拥护党，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有了坚定的信仰，决不为名利所动，不为私交所感。１９４９年初，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蒋王朝覆灭在即，新中国曙光初现，他发展科学教育，振兴中华的理想可以实现了，竺老欣喜万分，那时蒋经国奉父命到上海来游说竺老，邀他去台湾，他不顾蒋经国再三劝说以及与蒋经国父子的私交，断然拒绝，还回给使蒋经国大为惊诧的一句话：“你也不必到台湾去了！”。结果两人不欢而散，愤然而别。竺老正是本着“科学之精神，在于不顾利害，以求其理，祛除成见以就理智”的宗旨在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欣然接受党和人民所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１９６２年在７２岁高龄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公私分明 以身垂范 竺老崇高的道德情操和他的科学精神一样，永远光照后人，凡是在缅怀他的文章中追忆他公私分明的事例比比皆是。他广阔的胸襟犹如浩翰的大海，现选几例，只不过是大海浪花中溅出的几颗水珠。 吴耕民教授在《竺可桢先生待人处事点滴》一文中回忆，当时浙大农学院产品很多，如牛奶、鸡鸭、水果、花木等样样都有，竺校长总和一般顾客一样，付款购买，绝对不白拿揩油。
朱炳海老先生回忆说：竺老公私分明、丝毫不苟，在气象所时，办公时间写文章的稿费，不作个人收入，拿来给集体买运动器具，他说：“我已拿了工资，办公时间写东西的收入，仍应归公”。他写私信总是自备信封、信纸，自购邮票。 杨其泳先生在《我的舅父竺可桢先生》一文中提出：竺校长家属未在杭州时，校方留给家眷一幢前任校长住过的西式楼房，竺老知道后，通知总务处配给新聘的教授做宿舍，自己却住在校长办公室楼上的两间房子里。 他还回忆说，星期天竺夫人要上街买东西，竺老从不用公车，两人步行出去，只有在上下班、公出才乘专车。一次竺老女儿竺松在学校里生病了，同学们打电话要来科学院的车，竺松一见就说“公车不能坐！”最后还是乘公共汽车去医院。 从竺老的食、用、住、行生活小事中，透视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缩影和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 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分明是道德的起点，也是法制的定界。愿我们一切公务员、知识分子们，从身居高位的竺可桢校长身上实实在在地学习怎样当公仆。 尊重知识 任人唯贤 竺老任浙大校长１３年，把浙大办成了“东方剑桥”。浙大之所以能享誉海内外，以竺老的话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的学风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竺校长坚持以求是治校，求是选人，求是育人，一切以“是”为准则。 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出任浙大校长后，就辞退了一批镇压学生的“党棍”，把原校长郭任远所辞退的名教授蔡邦华、张绍忠、束星北等请了回来，一一委以重任。对郑晓沧、贝时王章、苏步青等元老一一拜访聘任，又多次访谒邵裴子，马一浮先生，请他们来浙大讲学。 他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有位出身牛津大学政治学的费巩教授，在教务会上公然说“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老听了含笑不语。费巩思想进步，热爱学生，竺老知人善任，委任他为训导主任，便于保护进步青年，费巩毅然就职，１９４５年被国民党秘密逮捕，竺校长亲自四出多方营救，费教授惨遭特务暗害后，竺校长通过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报道和评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诬陷的阴谋。解放后，竺老报请党和政府认费巩教授为烈士，在浙大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 他对教师要求严格，而又关怀备至。规定教师必须教授两门课程，每周上课１２小时以上，否则不能作专任教师，薪资以钟点计算，所以浙大无闲职冗员。对欧美留学回国的博士生，是浙大毕业的校友，回母校任教要求从严，一律从讲师开始，一年后聘副教授，非浙大毕业的回国博士生，可以从副教授起聘。竺校长对有病教师则是关怀备至，课程请系内代教，工资照发，如教学系王福春教授，患了严重肺病，竺校长叫他安心养病，工资照支，还指定工友随时照顾。 他任人唯贤，内举不避亲。竺老到浙大任校长带来了一批东南大学的同事和学生，如胡刚复、王季梁、梅光迪、张其昀等名教授，竺校长深悉他们品学兼优，唯才是用，不顾那些“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议论。 竺校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浙大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有了这股凝聚力，在抗日战争艰难岁月，浙大西迁，从浙江出发经过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到达贵州遵义，取得了举世罕见的“文军长征”的胜利。在竺校长领导下，浙大１３年中从原有三个学院，四五百学生的地方性大学，发展成为有７个学院，１０个研究所，２９个学系，二千多名学生的综合性大学。他主政浙大，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驰名中外，被誉为“东方剑桥”，成为名牌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谱写了求是治校的辉煌篇章。 （冯雪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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