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７日，３１岁的章军成经历了两次换肾的巨大痛苦之后，终于出院回到了他在上海的出租房中。曾经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了一年多的他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一种强烈的生的希望弥漫了他的一身。而此时，他５９岁的父亲章幼祥为了多筹一点钱还在道墟上班。记者见到这位为儿捐肾的父亲，他的脸上掩饰不住疲惫和憔悴，眼里还分明有无法舒展的忧愁。 灾难突然降临 章军成的生活本来很美好。他在上海建筑工地做水电工，每年有１．５万元左右的收入；勤劳的妻子在一家纺织厂打工；聪明可爱的女儿已经４岁了，在上幼儿园。可天有不测风云，灾难在一瞬间改变了夫妇俩营造了多年的幸福。 前年下半年，章军成突然感觉腰酸腰疼，本来以为是自己经常爬高爬低或蹲着站着干活的原因，也没有在意，继续起早摸黑辛勤地劳作。可是腰痛却日复一日地厉害起来。等到了去年４月，章军成实在熬不住了，只得回到道墟镇里港村家中。市人民医院查出他患了尿毒症。一听到检查结果，章军成就傻在了那里，他感到整个世界都在晃动，他实在承受不起这致命的打击，自己才３０岁啊，新的生活才开了个头，何况自己走了，妻子怎么办，年幼的女儿怎么办﹖ 医生说，换肾是让他活下来的唯一办法。在等待换肾的日子里，章军成必须用透析来维持生命，而每星期两次的透析，需要１０００多元，才做了不到三个月，就用去了近２万元，这是章军成的家庭所不能承受的。章军成强烈地想活下来，哪怕是多活几年也好，可是这种病所需要花费的巨额医疗费用，却让他感觉前途茫茫。 为救儿父亲捐了一个肾 儿子的病就像锥子一样刺痛着父亲章幼祥的神经。老章只有两个儿子，军成是老大。看着儿子在痛苦中挣扎，望着儿子日渐衰弱的身子，这位曾经在越南战场上战斗了三年，在战场上都不怕死的父亲常常止不住老泪横流。“父亲救救我”，儿子的这句话一直在他的耳边回荡。“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渐渐地走向死亡，不，我一定要救儿子，哪怕是砸锅卖铁，哪怕是跪在街上乞求，哪怕是用自己的命去救。” 听说儿子只要换了肾就能活下来，而最好的肾源是来自亲人的肾，不仅成活率高，寿命较长，而且费用相对低一些，章幼祥没有多加考虑，他决心用自己的肾去换儿子的命。妻子不同意，说：“你是男子，要干力气活，还不如我去。”亲戚们知道了，也都劝他，家里已经有一个病人了，你都快６０岁的人了，万一有个不测，更不好了，军成的病还是再想想办法吧。可是章幼祥是铁了心，他对妻子说：“你跟我一辈子，我没有让你过好日子，老了我怎么好再让你受痛楚。”他告诉自己的亲友：“儿子是我的命，是我心头的肉，我又怎能看着他走在我的前面，我把肾捐给儿子，我希望他好好地活着，从此不再痛苦。” 去年７月１３日，章幼祥同儿子同时住进上海仁济医院，医生告诉父子俩，他们的肾配型相符。一个月后的８月１３日，父子俩又同时躺在病床上接受手术，从上午８时到下午６时，整整１０个小时，父亲的肾脏终于被移植进儿子的身体，连同做父亲的盈盈的祝愿和希冀。 然而５天后，情况突然出现变化，章军成突然小便中断，腹部胀痛得要死要活，尽管医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也并不见效，如此情形持续了３天仍不见好转后，医生只得再次动刀把新移植的肾脏取出。章幼祥已不记得那几天是怎么过来的，他只记得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儿子的身边，也是病人的他要忍着疼痛帮医生把儿子从病房推进手术室，又从手术室推到病房，还要照顾儿子的生活。经历了第一次手术的失败，目睹了儿子几天中生不如死般的折磨，章幼祥不断地祈求上苍：“让我代儿子去受罪吧。”他简直就要崩溃了，但他不能，后来他对自己说，如果我垮了，那儿子就真的没救了。 二度救儿父亲踏上筹钱路 “如果亲人的肾不合适，还有另外的一种途径就是等待别人的肾源，如果有合适的肾源，我们可以给病人再做一次手术。”医生的话再次燃起父子俩对生的企盼。希望就在前方，中间隔了一道用钱砌成的墙，章军成的生命还需要１０多万元钱来换，不然将前功尽弃。然而光第一次手术就已经花去了１０多万元，家里仅有的钱已经用完，还欠了亲戚朋友不少的债，何况１０多万元钱，对于章家这个农民家庭来说，又无异于天文数字，家里不吃不喝也要１０来年才能凑足这笔钱。 父亲章幼祥再也没有耐心待在医院里休养，动过手术才１２天，他就踏上了回家之路。此时他身上长长的伤疤还红肿着，还在隐隐地作痛，可他已什么都顾不得了。为了儿子，他抵押了自家的老楼屋，弄到２万元钱。小儿子把打工挣来的钱统统交给父亲只为救阿哥，小媳妇甚至把她坐月子时亲戚送给她补身子的钱都拿了出来，５岁的孙女把她所有的压岁钱都给了爷爷，无奈都是杯水车薪。为了筹钱，章幼祥豁出自己的老脸，走亲托友，跑东跑西四处奔波，只要能走到的地方他都去了。可以想象，当一个男人用一种祈求的方式来换得人们援助的双手时，他该是多么的绝望和无奈。天下父母，皆为此心，为了儿女的健康和平安，就是付出生命他也愿意啊。 他去人寿保险公司为儿子申请理赔，因为心里光想着此事，与公司的领导一说起来就忘了时间，走出保险公司已是傍晚５点多了，等他走到车站发现已经没有了回家的招手车。章幼祥摸摸口袋只找到四元多钱，连一餐饭钱都不够，在百官他又没有一个熟悉的人，而回家的路还隔着１０来公里，没有办法，他只能一步一步地往道墟走。 天下起了小雨，深秋的风夹杂着丝丝的雨打湿了他的全身，衣着单薄的他顿时感觉全身冰冷，身上的伤疤酸酸涩涩地难受，没有吃饭，胃也开始吃不消了。幼祥觉得这些并不算什么，一路上他仅想着儿子，想起儿子受的苦，想着动手术还缺的钱，他的心里就如虫噬一般。不知道远方住院的儿子现在怎样了，不知道他今后的路会怎样，他还能像常人一样正常地生活吗﹖想起这些，泪水便挂满了他的脸，心里的忧郁也越来越浓。 路上行人稀少，远游的人大都已归家团聚，他一个人孤独地行走在人民西路上，只有零星驶过的车辆看见他的忧愁。毕竟是刚动过手术的人，走不了多久便感觉累了，他想停下来歇一歇再走，可是想起同样愁肠百结的妻子还在家中等消息，他又迈开了脚步。走了２个多小时，章幼祥终于回到了家中，此时他已累得坐不正身子，还没恢复的伤疤又剧痛起来，妻子埋怨他，你是刚刚上过手术台的人，为什么这么不爱惜自己，难道不可以乘车回家？他说，没钱乘车呀，就是有钱，我也舍不得乘出租车呀。 社会有爱只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章家的一封来信摆在市委书记任其良的案头，那是父亲章幼祥在绝望中写的，这个六七十年代的退伍老兵，有着３７年党龄的老党员，无奈之下向市委书记叙说了家中的变故。任书记很是同情章家的遭遇，也深为章家的父子情深所感动，他当即将信转给时任市民政局局长的阮妙娟，要求民政局予以适当照顾。民政局很快拨给章家２０００元补助金，这已经是最高的补助金额了。章幼祥说起这事定要记者写下对任书记的感激，他说，我是万分感谢任书记在百忙之中对我家的关心，这次如果没有政府的关怀，没有这么多好心人的无私相帮，我家军成的命可能早就没了。 道墟镇的党委书记潘岳来听章幼祥讲了家中的困难后，一边安慰老章不要着急，一边打电话给镇上的那些富裕老板，希望他们献出一份爱心，帮助老章家走出困境。不多久，老章就收到了十来位个体老板的捐款：阮德灿２０００元；陈定良２０００元……同时，镇里也拨出２０００元给予支援，章军成所在的里港村也资助他３０００元。 章幼祥所在的闰土集团获悉他们的老员工一家的困境后，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董事长阮加根率先拿出５０００元，接着阮兴祥捐款１１００元，闰土集团从干部到员工多则几百少则几十，很快就捐了近３．６万元。 听说此事后，越来越多的好心人都对他们予以帮助。本村的章水标送来了２０００元，邻村的钟兴荣也捎来了１０００元……就连负责理赔的人寿保险公司的陈主任和郑经理也个人拿出１００元表示同情。前前后后一算，社会各界共为章家捐款７万余元。人寿保险公司理赔６．５万。章幼祥真诚地说，这个社会还是好心人多啊。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３日，章军成终于等来了第二次换肾的通知。手术定在凌晨２点４０分进行，清晨５时，肾移植成功，但章家人还是愁眉紧锁，生怕第一次的状况再次出现，直到出院，传来他的身体均未出现任何不良反应，一家人才舒了一口气。章军成获救了，但章家的故事并没有划上最终的句号。章军成术后几年内身体还需要支付大量的医药费去巩固，父亲章幼祥的身体因为少了一个肾，现在已越来越不如从前了，何况章家现在还十分缺钱。章幼祥的叹息已深深地刻录进我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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