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乡浙江上虞市委、市政府为著名电影导演谢晋举行八十寿诞庆贺会上，谢晋动情地说：“我还要再拍几部电影，几部可以留下来的作品。”闻之，笔者深为乡贤谢晋挚爱电影事业的那泓感情所打动，更为其苦心孤诣、执着追求的那种精神所撼动。 在人们的记忆中，谢晋执导的影片始终在万人瞩目中满弓满调。难怪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说：“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如果没有谢晋，一大批中国人如果没有《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等电影可看，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失落？”
是啊，一部电影作品能否攫住观众的心，能否给人以智慧和力量，不是靠自我炫耀的，不是靠吹鼓手给吹的，它要经受时间的检验，经受历史的淘洗。谢晋执导的一些影片，如此受观众青睐，长盛不衰，历久弥新，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一些“可以留下来的作品”呢？ 谢晋之所以言“要拍几部可以留下来的作品”，既是对自己执导须精益求精，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而言，亦是对文艺界普遍存在浮躁心态，导致创作心态焦躁、选题计划随意、制作出版轻率、文化市场虚热等现象的一种指斥。 君不见，有的不要多少时间准备，立马就能拍成一部片子，个把月就可以写成一部书；有的选题、制作一味媚俗，搞一哄而起，跑马占荒；有的评奖，在人情和商业化的掺杂里，浇灌的是皆大欢喜的“满堂红”。可以想象，远离火热现实生活，向壁虚构，闭门造车或沉浸于一己悲欢，或陶醉于欲望的宣泄；为虚荣心所累，只想一举成名天下，却不想付出名家的辛苦劳作，如此这般，善良的人们怎么可能幻想着靠这些心灵缺失的人为我们提供“可以留下来的作品”去呢？不能的。 耐得住寂寞，沉下去，深下去，精采善磨，方能打造精品力作。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教授和作家邢军纪，为写好中国的精神文明，“一头扎下去，竟跑了十多个省，五十多座城市，上百个农村，采访了成百上千的人”，他“每天伏案创作十多个小时，日积月累写出了七十多万字，手稿重达十五斤，圆珠笔、签字笔用坏了四十多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中国精神》深深植根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紧紧把握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以充沛的激情，用报告文学的手段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做了清晰的回顾，对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丰富实践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高度和古今中外相互比较的广度上，为人们勾勒了一幅当今中国精神文明建设波澜壮阔的生动画卷。该书出版以后，好评似潮，被称为“是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伟大实践、弘扬时代精神的好书”。在邢军纪教授面前，那些作风漂浮者、名利观念作祟者，不该汗颜？ “可以留下来的作品”，除了要求有高的品位，高的境界和格调，有思想力度；有丰沛的文化含量，以历史、文化的深厚背景为其铺垫而外，群众叫好，该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否则，领导说好，奖也评了，可群众不肯定，没有市场，那么我们的文艺究竟要为谁服务呢？又怎么保持旺盛的服务生命力呢？江泽民同志对文艺精品生产，提出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确乎耐人寻味，自然，这也是对“可以留下来的作品”的最有效的检验标准。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历史前进的洪流撼人心扉，社会发展的脚步催人奋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伟大文艺作品并产生伟大文艺作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为文艺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牢记民族复兴的庄严使命，承担起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神圣使命，是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一切有志气、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当摒除心浮气躁之态和急功近利之念，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投身其中，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可以留下来的作品”，让更多的“可以留下来的作品”为“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壮色。 从某种程度说，“可以留下来的作品”也是文艺经典。尽管经典化是一项复杂的文艺工程，它关涉到作品的原创、修改、出版、销售、观看（阅读）、批评、评奖、文艺史叙述、意识形态的影响等环节的历时互动。然而，在文艺经典化的过程中，对文艺经典的确认必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至为重要的环节。如果说，文艺经典是民族文艺乃至世界文艺的精华和典范的话，那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文学艺术家们，我们能够按照文艺经典化的要求创制出一批甚至一大批经典作品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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