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８年９月，当我辞别上海来到四明山之前，我对四明山是陌生的。那天晚上我在余姚马诸民主人士杜天縻先生家里住宿，次日由交通员带我奔上四明山时，我初次认识了四明山。 四明山地处浙江东北部，纵横跨越鄞县、上虞、嵊县、新昌、奉化、余姚六个县。地理学上称之为“丘陵地带”，在奉化境内的四明山主峰也不过１０２３米。但是，四明山层峦叠嶂，一年四季林木葱茏、溪水常流，又是甬江、曹娥江两大河流的发源地。初上四明山，满目青翠，蜿蜒曲折的山径，引领着我奔向山岙深处，这是我认识四明山的开始。祖国的秀丽山川孕育了勤劳的浙东人民，迎来了从喧嚣都市投奔而来的青年赤子。 当我兴奋地呼吸着山间的清新空气，让秋风吹拂着额头的垂发，顾不得擦去涔涔的汗水，我见到了“四明特办”的首长朱之光和薛驹。在以后的战斗日子里，我逐渐熟悉了周围的同志，我也开始懂得了什么叫“同志”。 大敌当前，为了保护自己，保卫家乡，打倒反动派，建设新中国，在这一伟大的、最现实的根本利益面前，还有什么个人恩怨化解不开的呢？解放后，同志们坐在一起谈心，总觉得解放前的情谊非比寻常，不论是见过面还是没有见过面的，在一个队伍里的就是自己人，一点也不见外。这就使我悟到了一个真理，在和平环境中，在顺利的日子里，不管个人之间有哪样的利害冲突，只要时时心中惦念着我们共同的伟大目标，为了这一目标，我们必须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有话好商量，有纷争好解决，还有什么绕不过去的弯子呢？ １９４８年５月有一支从上海浦东南汇过来的部队，二百多人，由储贵彬带领，都是浦东籍战士，一口地道的浦东乡音，佩戴的枪支是一色的卡宾枪，还有汤姆式冲锋枪，这是美式配备。我的母亲就是浦东川沙人，我的血脉里流淌着浦东人的血液，乡音听来，特别亲切，我从上海来到四明山看见这支番号为“钢铁”的子弟兵，我最初是惊讶，以后又是敬佩，混熟了，我们又亲密无间，一同唱歌、一同演戏、一同聊天、一同行军。 我发现了自己的同志，我对“同志”的理解和对四明山的感情进一步深化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浙东抗日根据地包括三北、四明、会稽、浦东四个行政区，储贵彬的这支部队就是深藏在敌营中的自己人，现在为了支援四明地区的解放战争，他们渡过杭州湾来到了四明山。在我眼里，“同志”的概念扩大了，正如毛泽东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四明山革命根据地是全国１９个革命根据地之一，它的发生、发展、壮大，完全应得着这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翻开四明山地区的革命历史篇章，余姚的郭静唐先生，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前就已是共产党员了，他领导过余姚的盐民暴动，１９３７年淞沪抗战爆发，全面抗日斗争开始，郭静唐从上海返回余姚，领导余姚政工队。朱之光就在政工队里得到培养和成长。上虞作为四明山麓的一个县份，也不例外，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６年间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力量，叶天底，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在１９２６年７月在上虞的谢桥成立了中共上虞县的独立支部。 抗战胜利后，浙东区党委改归中共上海局领导。 １９４５年９月７日日寇投降，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停战协定，我党同意从江南八块根据地撤出，浙东根据地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中共浙东区党委在上虞丰惠城召开了北撤会议，决定刘清扬、朱之光、陈布衣等从事党务工作的１００余人留下来。浙东新四军北撤后，留在当地的同志随即面临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清巢斗争，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留下来的同志们只有放手大干，才能求得生存、求得全中国的解放。１９４７年５月１５日重新建立中共浙东临委，恢复建立三五支队，顾德欢任书记，马青任司令，同时成立浙东行政公署临办和四明特办，由朱之光任副主任和主任。到１９４８年，四明地区的党、政、军活动已扩展到虞东、余上、姚慈、慈镇、鄞慈、新嵊奉一带。据朱之光的《回忆录》，我们又恢复了抗日根据地四明、三北、三东三个地区，新开辟了天台地区，扩展了金萧地区。 为了迎接全国解放，１９４９年１月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成立。 概要地回顾这段四明山的革命斗争历史，在我脑海中自然地印出了四明山革命斗争史的长卷，它是中国革命斗争史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长卷中的每个画面都是那么英勇、鲜红、热烈，衬托着黑暗势力的狰狞、残忍、冷酷，我们的每一步就是在这样的矛盾斗争中走过来的，我们的每一次胜利就是在这样的生死较量中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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