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是继“建安七子”之后出现的又一个文学团体。虽然他们在文学上（正始文学）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但由于其崇尚并发展了老庄的“自然无为”、“齐物达观”思想，因此，造成了一种任性浪漫的人生观， 在人性上卓然立于史册，从而成为和孔孟、老庄、程朱等并称的古代圣贤。而嵇康又是“竹林七贤”中的典型代表，他的思想和文风都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嵇康，字叔夜，生于三国魏黄初五年（公元２２３年），谯国至（今安徽宿县西南）人。因祖籍会稽，故后迁会稽上虞，住东关广陵村。史载嵇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凤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长好老庄”，“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但由于他尚奇任侠，刚肠嫉恶，对当时的司马氏集团的黑暗残暴统治采取了激烈的不合作态度，兼之他是曹魏皇室姻亲（曹操之子曹林之女婿），在魏景元四年（公元２６３年）终被司马昭杀害，死时年仅４０岁。 嵇康及其六贤们信老庄，尤崇庄子。他们与竹林物化真趣的景象，用庄子化蝶的故事来比喻，当是恰到好处。这便是人们常说的魏晋风度。这种风度，说得具体点，便是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适，放浪形骸，在本体的自在中安顿着一个逍遥人生。因此，从他（们）身上，可以使后人感受到诗性人生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和自觉自主的人生状态及生命的独立色彩。古希腊神话中有说不尽的西西弗，而我们却有真实的嵇康同样是“说不尽。” 有人说嵇康与他的六位团友，皆是些脱俗之人。究竟是怎样的脱俗法呢？以笔者浅见，不过是些应时而生的怪人而已。寻味他（们）举止的异于常态，或诡谲荒诞，或神秘狂放，比起规矩小民来，确实多了一些卖点。也正是因为这些“卖点”，才被人笔录了下来以为谈资。如此。便助长了他（们）的那种“自命旷达纵横”的流传。再加上时光的走远了，斧声烛影，文人又为这种怪异蒙上审美的外衣，便就越发通行无阻了，以破格为天下知、后人知。其实，在嵇康们的身上是有着很多的俗气的，而且各自又有着各自不同的俗气。但也有着一个共同的可贵之处，那就是在于以苦苦的挣扎来蔑视俗，打破俗，跳出俗。尤其是嵇康，作为“正始文学的巨擘和‘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对中国文学和哲学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正因为他（们）反对礼法名教，“非汤武而薄周孔”而为当时的统治者及其后继者所不容，以致于造成史书上关于他（们）的活动情况的记载十分简约。这一点也正是我上面所说的“蔑视俗、打破俗、跳出俗”所导致的结果与佐证。他们亦有一个共同的可悲之处，这便是在于挣脱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沮丧，或“迷途知返”，重新与俗合流。这便是他（们）的高蹈出世，是做隐士，是学神仙，是与人间的烟火保持某种距离。说白了，就是想通过沉醉使自己遁形匿迹，以此来抵御外在世界的风刀霜剑。对此，陶渊明曾发出过这般感叹：“识迷途之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昨非就是前因，就是过程中体验的缺失。被风雨侵蚀了的历史，随着深远黯淡下来，却仍不难看到其中的两极之变。 任何一个人的功成名就，总是要受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制约的，或成功，或失败，或名垂千古，或一事无成，或轰轰烈烈，或默默无闻，都与每个人所处的历史时代、境遇以及个人的知识、才能、人际关系有着直接牵连，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想到此，不禁思接千年：嵇康之所以成为一个性格复杂的历史人物，是与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有关。因为，嵇康出生于封建仕宦家庭，少年时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尽管他远离了京城，表面上轻名教蔑礼法，其实这是他对当政者玩弄礼教牌子诛灭异己的虚伪和残暴的极端不满，而他的骨子里仍是忠实的儒家信徒，一个“迂执得多”把礼教“当作宝贝”的“老实人”（鲁迅评嵇康语）。这也正是嵇康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六贤的强烈差异之处。这个差异得从七人各自的处境和实际的作为来说明：嵇康是杀身成仁的。他是以一曲《广陵散》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使自己浓缩的生命走向了极致。这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悲壮高洁的气概，真是泣鬼神，惊天地，一直为后人所崇敬和称赞。因为，他对于死的选择，令人惊讶的原因是在于一个人聪明和自控到不对命运作无谓反抗的这种程度。 嵇康的另一种嗜好是“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在广陵一带山中，他采药时结识了逸人孙登、王烈。《晋书·嵇康传》云：“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康又遇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又于石室见一卷素书， 遽与康往取， 辄不复见。烈乃叹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辄不遇，命也。’”烈所言之“命”，指的便是嵇康性烈所决定的命运。 和嵇康同游的还有时人越至、吕安。史载吕安之妻被其兄吕巽奸淫，吕巽恐吕安报复，遂恶人先告状，以“不孝”的罪名将吕安告至朝廷，“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魏氏春秋》）。可此时嵇康已因《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出“必不堪者七，甚不堪者二”的论点，公然对抗朝廷法制，终于触怒了司马昭。再则，由于嵇康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曾怠慢过权贵小人钟会，钟会趁机不断向司马氏进谏谗言。就这样，司马昭便借“吕安”一案而杀了嵇康。 不应该怨恨司马昭呀，在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所形成“魏晋风度”之后，一刀杀了他。这也算是嵇康绝好的结局。如果没有被囚禁的不幸，嵇康也只能继续“狂野旁逸”逍遥人生；如果司马昭不毒，留他再写些《与山巨源绝交书》之类的文字，人间也不过多了一种“与古时旧说反对”的声音（鲁迅语）。他的戛然而止，才使人间拥有了这份凄美的审美经典。时光老人的大剪刀有时如此精到，正中肯綮地进行了破坏。什么叫死得其所？我觉得嵇康就是死得其所。 嵇康一死，“竹林七贤”的其他六人便作风流云散，“竹林之游”遂到此终结。但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史奇观、政治史奇迹、心灵史奇谈，其影响之深远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这就又一次证明物质的材料和精神的材料的绝然不同。时光走远了，由嵇康他们留下的物质材料渐渐残破、朽烂，变的一丁点儿价值也没有了，而精神的材料恰恰相反，并不因为久远而价值跌落。 我所掌握的有关嵇康他们的史料很少，这是因为笔者学历浅浮所造成的原因。史料是骨架，文笔是血肉，思辨是精神，但这些均来自于人的基本的生活。远离了人的生活，这是做空头学问。“竹林七贤”是历史中人，没有任何一个活着的人能充当他们的见证人。因此，我只能凭着记录在虫蠹风朽的残篇中、隐藏在布满暗红水渍绿锈斑驳的文物内、镌刻在黑幽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上寻找这篇短文的骨架。诚然，史料的一部分还是由它们来承担的，行程这么漫长，再高寿的人也是脆弱和无能，只有靠这么些坚硬之物，证明人的阶段性存在。没有痕迹遗留下来，恕我们想不起他们。然后，秦时明月汉时关，古人故事，陈物旧书，要予以复活，确实是件难事。笔者知难而为文，实志在启发今人，多为“复活”古贤的生活费点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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