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敦煌遗书的上虞人——罗振玉

陈胜龙

如果不是去敦煌叩访莫高窑，对罗振玉先生这位清末民初上虞出生的大学者是不敢妄加评论的。尽管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因为晚节不保充当了伪满的汉奸，罗振玉早就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最终身败名裂的悲剧性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罗振玉颇有点像是周作人式的人物。但上虞的文明史不能因此抹杀了一位在考古学术界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一代文坛泰斗郭沫若先生曾说过：“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是以满清遗臣自任的罗振玉。”

在莫高窑藏经洞的展览厅内，罗振玉先生作为拯救敦煌遗书的首要功臣，始终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在展厅的一个重要位置，赫然挂着罗振玉先生的一张画像，上书“最早拯救敦煌学的中国学者——罗振玉，系浙江上虞人。他对敦煌遗书的搜集、保护、整理、刊布、考释等方面有卓越的贡献。”

当身处大漠孤烟的艺术宝库，极目举世罕见的珍贵文物，不知怎的，此时此刻，我突然强烈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上虞人的自豪，享受到一种“顶天立地”的快意，轰动世界的敦煌学竟然是由一个上虞人的冒死上书才保存了遗留的那部分经卷文物，其功绩是无与伦比、足可以彪炳千古的。我几乎有些冲动地对展厅内的女讲解员说，罗振玉先生是我的同乡！

今天，我们无论如何再不能以好与坏这样极端的词语去评价一个人，更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苛求一个故人。作为任何人，错误都是难免的。当我在莫高窑内正视着罗振玉先生的画像，心中不免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感慨，人类的悲剧就在于都知道清水好，但却难免要在污水中趟。或许，只有当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历史问题，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罗振玉，祖籍上虞县越东乡罗家村，１８６６年出生，后迁居江苏淮安。４岁入塾读书，１５岁回上虞应院试，中秀才，是一位极其勤奋好学的青年才俊。１８９０年起曾在乡间做塾师五年，对金石文字学有较深的造诣，为他以后从事文物考古研究打下扎实基础。１８９６年他在上海办农学社，专门从事搜集翻译外国农学著述，创办《农学报》。为培养翻译人才，他又创办东文学社，聘请日本人任教。图谋以发展实业实现兴国理想。

罗振玉的思想受封建保皇势力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与他后来复辟“帝制”在东北筹建伪满洲国有很大关系。戊戌变法中，他斥责梁启超、康有为等维新改革人士“浮华少实”，表示“不与相征逐”。因此，他所办的《农学报》受到西江总督刘坤一的垂青和支持。他本人也受到有关当局的重视。１９００年他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为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从此踏上了仁途。这期间他编辑的《农学从书》、《农事新议》等书籍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产生过有益的影响。１９０１年底，由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保奏朝廷，罗振玉被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创办江苏师范学堂。１９０６年任清政府学府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监督。不久，又主政经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从此与文物考古的鉴赏、保护、整理、考释等结下了不解之缘。
１９００年，莫高窑藏经洞被发现之后，一批批外国的探险家、考古学家接踵而来，他们中有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美国的华尔纳，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桔瑞超等。他们从莫高窑买走了许多珍贵文物和经卷，却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莫大悲哀。１９０８年，法国的考古学家伯希和从莫高窑王道士手中买走６０００多件经卷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文本极有价值。伯希和在将这些珍贵文物运往法国前，在北京将其部分经卷文本装裱，并且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一次敦煌文物展览会。时任清政府学府参事的罗振玉看后大为振惊，心灵深处蒙上了一层耻辱的阴影，又是羞愧，又是愤恨！他大声疾呼：“外国人竟敢把中国的珍贵文物唐而皇之地在清朝的国都展示，而泱泱大国竟无一人出面干预，不知道中国的学者文人究竟在干些什么？将来有何脸面去面对后人！”

不久，当听说敦煌莫高窑藏经洞内还有６０００多件经卷文本时，罗振玉惊喜万分，他冒死上书清廷，要清政府竭尽全力保护存留下来的敦煌遗书。但此时的清王朝内外交困，正处在风雨飘摇之际，连割地赔款都在所不惜，哪有心思顾得上保护经卷文物这等“小事”。罗振玉一再苦口婆心向清廷要人道明自己的主见，流散的经卷文物已难以追回，但尚存的部分一定要妥善保管，否则必将会受到历史的唾骂。在他的再三努力下，清政府终于下令甘肃、敦煌府县查封莫高窑藏经洞，下拨上万两白银作为运费将藏经洞内所剩经卷文本全部解送到北京。经过近两年艰难曲折的长途跋涉，于１９１０年秋天，藏经洞所剩的宝藏文献终于被押运到北京学部。罗振玉立即组织力量迅速进行了清理登记，编号造册，然后由学部移交给京师图书馆严密收藏。

作为一个中国文物考古的集大成者，自从这些珍贵文献运抵京城后，罗振玉便很快开始了对敦煌学的创立和研究工作。１９０９年，他首次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敦煌石宝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最早在国内介绍了藏经洞的宝藏及发现情况。以后，又相继出版了《鸣沙石宝秩书》、《流行坠简》、《西陲石刻录》、《敦煌零拾》等十五部颇有价值的敦煌遗书资料研究书刊，并写出《补唐书张议潮传》、《瓜沙曹代年表》等研究论文多篇。可以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罗振玉先生对敦煌古籍遗书的保护、宣传、整理和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为敦煌学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