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文化

敬重磨难

辰晔

即便是独生子，然而当年家庭经济的重负，终驱迫我早早地加入了打工的行列。

一九七五年暑期，十五岁的我在父亲的引领下，开“后门”到一家建筑工地干起了泥水小工活。其时，女工一天的工资是九角，男工一天的工资则是一元二角。要挣男工工资，前提条件是要会拌和混凝土当时尚无此机械设备　，并能挑一担一百二十斤重左右的水或四人抬一块五孔板上楼。幸好我在农村长大，挑担负重尚过得了关，因而我自盯上了一元二角的活计。

然而，毕竟是长时间、高强度的活儿。就说拌和混凝土吧，一开始还能勉强承受，到后来双手起泡不说，连握锹搅动的腕劲都没了，为防被别人看出破绽，于是只好用大腿顶抵。晚上睡在床上，手脚肿痛难忍，诚非旁人所能体味矣担水抑或抬五孔板，亦未尝没有尴尬。毕竟平地上挑抬与上楼作业，是两种大相径庭的况味。上楼之时，不仅两脚直打颤，就连呼吸都须屏住了才行。否则，稍一疏忽，就会酿成人仰担翻的后果。日复一日，每天穿着一身满是石灰、汗渍的衣服在太阳底下晒着，劳作着，真够让人受的。于是，我每天总把希望寄托在火车的鸣笛声中，只要有火车声响起，我脸上就会露出宽慰的微笑——我知道离下班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四十多天的打工生活结束了，除了我一脸的黝黑、消瘦而外，身体似乎更健壮了。自然，我还如数向父母交上了打工所得。母亲抽出几张，说是给我零用，我哪敢要呢？我拼命打工挣钱，不就是为了补贴家用吗？

自那年始，利用学校放寒暑假的机会去打工，不仅成了父母的要求，亦同时成了我的一种责任。

在农机厂翻砂车间“打箱”，这是我打工以来最辛苦但亦是最赚钱的活儿。每天早晨四时半，在闹钟的催促声里，我一骨碌起床，匆匆吃上一碗用过夜的热开水冲的泡饭，便急急赶往车间。车间里，一片灯火通明，一只只铁箱砂模因刚结束浇铸，通体发出钻鼻的烟味，并令车间内的温度骤然飙升。我们“打箱”的三个人，于是戴起手套，拿起扳子，猫着腰将连接上下两层铁箱的螺栓松开。卸去铁箱后，我们便换戴石棉手套，将一只只透红透红的机芯铸件拎到铁皮手拉车上，转运到去毛场地。最后一道工序，则是将从铸件上脱落的砂块搬运到车间的另一端。通常情况下，“打箱”只消一个半小时就可完成任务。每每“打箱”结束，我们三个人似成了“非洲黑人”，在自来水龙头前，单是掏洗鼻子里粘着的黑灰，起码亦得一刻钟工夫。因了“打箱”这活又累又脏的缘故，工厂也爽快得很，我们什么时候把活儿干完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领这份工钱。每天回家后，当我把一元五角二分钱交给母亲时，心里的那份充实感、满足感则早已将苦涩化为灰烬。

此外，我还往粮站任过粮食助征，到棉站做过轧棉工，去糖果厂当过制糖员……与而今的孩子相比，我的少年时光似乎少却了些许欢乐与幸福，更多承受的是一份人生的磨难与沉重。然而，我从未有过任何的痛悔，相反，我时时敬重着这份可贵的人生磨难、人生阅历。每当我碰逢困难时，我并不急于烦恼，而总是叩问自己：“这问题比‘挑水’、‘打箱’还要糟糕吗？”如此一想，终块垒顿消、欢愉复回，并打起精神、鼓足勇气，去战胜困难。

法国思想家薇依写过一本名叫《重负与神恩》的著作。在她看来，“重负”乃是神的恩典。人类正是在对不幸、苦难的负荷之中，荣耀着神的恩典。是啊，我少年时承载的那份苦涩，不亦荣耀着神的恩典吗？我知道其时自己能够度过那段最艰辛的生活，本是一件很好的事：自己克服了最恶劣的挑战，日常的区区烦恼又何足挂齿？

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人，总能自然真切地演绎这种难能可贵的情怀：他们既可以像石头一样坚强，也可以像花朵一样温柔；他们既可以像火一样热烈，也可以像海一样博大。然而，在当今这个生活条件越来越优裕的今天，我亦时常心有戚戚焉。我并无意于要今天的低龄孩子像我辈一样去打工挣钱，但当听到有的孩子不会洗衣裤，不会剥鸡蛋，甚至个别的孩子听不得家长和老师的批评，并不惜以离家离校出走相胁的消息时，我更是诚惶诚恐。这不能不说与当今的孩子几乎没有“苦难”的磨练经历有关，难怪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一些学校和家庭都要安排时间让孩子去接受野外生存训练，这无疑亦给我们以深深的启迪。

巴尔扎克说过：“苦难是最好的大学。”他同时认为“苦难是老师”。人，只有吃尽各种苦头，经历各种苦难，在各种恶劣环境和生活条件中千锤百炼，才能胸怀大志，将沉重的责任感时刻压在心头，砥砺人生的坚稳脚步，从岁月和历史的风雨中坚定地走将出来。
我深深地感谢磨难的生活，亦同时深深地感谢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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