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梦

房茂林

读大学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不是什么奢望了，除了一年一度的普通高校秋季招生外，现又增加了春季招生。没有上线的学生有志想上大学的还可以通过扩招途径继续就读。甚至工作以后还可以参加成人高考，或读电大、业大什么的，但在我们那个时代读大学却是一种“政治待遇”，并非一般人所能享受。

那是在文革期间的１９７４年，我插队在上虞农村。那时全国实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制度。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大队评议、公社审核”的推荐程序和原则，那年我也提出了推荐上大学的申请。通过过五关、斩六将的层层筛选，好不容易熬到了“公社审核”的最后一关。并据一位参加评审的公社干部告诉我：在初审阶段，我以最高得票数排在所有被推荐者名单的首位，已初步钦定在５个报送名额中。同时，我也从那些公社干部对我堆满笑容的脸上看出了我将“中第”的喜讯。

上大学是我多年的夙愿，早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经常跟我哥哥去市、区图书馆看书，亲眼目睹那些莘莘学子埋头研究学问、在浩瀚的书海中寻求知识真谛和欢乐的时候，我就萌生了长大后也要成为一名大学生的想法，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现在这个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我怎么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天天像过节一样沉浸在欢乐中，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为我欢唱，甚至连做梦也经常出现自己坐在大学课堂里聆听大学导师精彩演讲的情景。

这样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一个星期。在一个天气阴沉的上午，我接到了一位同队知青的口信，说我被刷下来了，理由是我的出身不好。顿时，晴天霹雳，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整整好几分钟我木纳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毫无表情，随后瘫坐在长条凳上，久久缓不过神来。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以出身不好为由封杀一个人的前途是最可怕的事情。这不啻是剥夺了我一次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更是对我精神上的一次重大打击。它决定了我这辈子将背上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在众人鄙视的目光中度过灰暗的一生。

那时候我已被抽调到当地的粮管所工作。当所里的领导知道我也是一个“专政”对象的子女时，惟恐连累自己的政治前途，马上作出决定把我辞退了。当那个分管知青工作的公社干部一改往日的热情，收起笑容，用审视犯人的目光向我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实在控制不住内心的悲恸，顿时泪如泉涌。

这突如其来的双重打击，把我的身体彻底击垮了。不到一个星期，我两眼凹陷，整夜失眠，天天精神恍惚，体重一下减轻了１０多斤。但向往平等、渴求知识的强烈愿望，还是帮助我顽强地度过了以后在上虞的那些日子。

好在春天终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驱散了布满祖国上空极左路线的阴霾。邓小平同志的知青政策也得以使我重返上海。

回城以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形势，重又点燃了我上大学的强烈愿望。为追回失去的时光，我拼命地读书，不到几年时间，我就读完了初高中课程（六八届毕业生在当时不承认学历），拿到了毕业证书。为此我还得到了当时市政府规定的经济奖励。以后几年，我又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大学文凭，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虽然我没有进过正规的大学校门，但当我正式拿到大学文凭的时候，我仍像当年梦中出现的情景一样为之欢呼雀跃。

现在我在上海一家市级大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但为了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最近我仍在进修ＭＢＡ课程。在当前许多同龄人为失业、为下岗而苦恼、而奔波的时候，我却凭借自己的学历优势和所掌握的技能知识继续胜任这一工作，为上海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添砖加瓦，这一切既有赖于自己的刻苦和勤奋，更有赖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英明和伟大。要不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深入人心，也许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和挣扎，也许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仍在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