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碧波潋滟的西湖中，横亘着一座形如扁舟的岛屿——孤山，它是西湖美景里的明珠，历代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都曾流连、栖止于此。如今，凝固着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浙江省博物馆就坐落在孤山南麓。博物馆前建筑物上神秘诡谲的古代纹样，开启了历史的时间隧道，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悠悠的思古情怀。 一个深秋的早晨，我们叩开了省博物馆副馆长、教授级研究员李刚办公室的门。尽管在古陶瓷研究领域，他早已是名声显赫的领军人物，可贵的是，李刚那一份从容淡泊始终不变，对古陶瓷的执著探求也不变。他着一身便装迎上前来，脸上的笑容轻松而自然，一股文人的澹泊从容之气在眉宇间疏散开来。正如中外名家评价他的学问“儒雅风范，温而不火，从容不迫”。 一 上虞是我国古陶瓷最早生产加工的发源地，而李刚正是在这块发源地上沐浴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１９５７年９月，李刚出生于杭州市一个革命干部父母现已离休的家庭。１９７１年，他随父母一起来到上虞，在上虞工作生活了１６个年头。李刚的人生经历，可谓丰富多彩，他做过工，当过兵，在部队入了党，后来又考上了南开大学博物馆专业。毕业后，他又回到上虞，投身于古陶瓷发掘、研究这块肥沃的土壤。李刚介绍说，古陶瓷研究从古玩家手中挣脱出来，走上科学的轨道，还只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一度使古陶瓷研究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面纱，出现了“当时黯暗犹承误，来俗纷纷更乱真”的状况。当时，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李刚义无反顾地跨进了古陶瓷研究的行列。正如他的《古瓷新探》的序言中所写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踏上了探索古陶瓷的行程。面对着绚丽璀璨的古陶瓷和破碎的瓷器残片，我从好奇、惊叹到沉思……” 在李刚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千百年来，中国的古陶瓷曾深入到世界各民族的生活、宗教、建筑、生产以及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一个世纪以来，长着不同肤色、操着不同语言的考古学家，在亚洲、非洲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古遗址和古墓葬中发现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瓷器及碎片。从世界范围来说，中国最早的雅称是“丝绸之国”。但随着岁月的流逝，ＣＩＮＡ渐渐演变为英语中的ＣＨＩＮＡ，但ＣＨＩＮＡ除了指代中国外，它那原来的丝绸之意却戏剧性地变成了“瓷器”，中国也便被世界各地称作“瓷器之国”。英国考古学家惠勒在对坦桑尼亚出土的陶瓷碎片进行研究后深有感触地说：“１０世纪以后的坦噶尼喀地下埋藏的历史，就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 李刚对此体悟颇深，他坚信对古瓷研究决不是毫无意义的“时髦”，也不是扎在古文献堆里充当“老学究”。他说，作为一个站在现代文明灼热土地上渴求沐浴古代文明甘露的文化人，我已不能仅仅满足于“瓷器之国”所展示的历史画卷这个层面上，而是企望顺着中国古瓷文化这棵青藤的茎蔓去追本溯源，从而让更多的人在古陶瓷的发祥地一鉴中国古瓷更迷人的风韵。这样做的初衷，其实就是在宣传上虞、宣传中国，服务社会，最终把古代文明融入到现代文明中去，让世界了解上虞，让上虞走向世界！ 二 李刚对上虞有着极深的感情，他骨子里一直视上虞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说：“我在上虞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当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已经把人生最好的岁月年华都留在了上虞这块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土地上。”李刚的话没有半点的矫揉造作。 从南开大学毕业后不久，李刚担任了上虞市文物管理所所长。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上虞的历史文物陈列近乎一片空白，亟待百废俱兴。回忆那段艰苦的岁月，李刚喻之为筚路蓝缕，境遇困顿。他对前辈更怀有深深的敬意。上个世纪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初，我市的魏仲华、朱瑞钱、赵毅等一批文化人顶着极“左”思潮等的巨大压力，为发掘和保护上虞的古窑址作出了贡献。李刚曾暗暗发誓，决不辜负前人的嘱托，一定要把上虞古窑址从原始、朴素的混沌状态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他一边翻阅卷帙浩繁的古今文献，通过各种途径向一些专家、学者讨教。一边不避严寒酷暑，风雨无阻，跋山涉水，穿村过户，拾瓷片、察坟砖、访老农。饿了，就啃几块饼干下肚；渴了，就喝上几口山涧的溪水。在李刚的字典里，仿佛找不到“劳累”二字。多少个日子里，他一次又一次到荒山野岭的古窑址废墟上与它们对话，常常在暮色已吞没落日余辉时仍不愿离去，抚残瓷而盘桓，读铭文而落泪…… 现任上虞市文物管理所所长的马志坚说，当时这些整理、收集工作费力而繁琐，在一些人眼里还根本不屑一顾，但李刚一点架子也没有，他什么活儿都带头做，从不厌烦。后来，事实证明，李刚和同志们付出的并不是无谓的劳动，国家文物局最后认定以小仙坛为主的上虞古窑群是中国古陶瓷的发源地。 李刚对上虞文物史的不朽贡献早已不需要作累赘的评述。今天，当人们参观浏览修葺一新的“江南第一庙”——曹娥庙、琳琅满目的上虞古迹陈列室和气度非凡的上虞市博物馆时，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及李刚这个人的名字，但李刚的心血和智慧早已镌刻在这里面了。８０年代中期，李刚和同志们经过一年多的整理、修缮，使已改作仓库的曹娥庙得以重新开放，恢复了她庄丽巍峨的容颜，与世人见面，成为我市至今最重要的旅游名胜。后来，他还为上虞博物馆的选址、设计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李刚认为，上虞作为一个已有２２００多年建置历史的县治。她，无疑应有灿烂的文化、广博的历史典故作衬托，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上虞映衬历史的东西还不够丰满。他说，这仅靠一两个人的能力和心智是远远不够的。他相信后人定会更珍爱上虞的历史。 李刚早在上虞时就具备了极深厚的古汉学功底，大段的典故文字在他口中随口而出、信手拈来。平时，他博览群书，勤奋写作，是一位公众的具有儒雅风范的学者。早在几年前，记者曾有幸目睹他伏案做学问的风采：吟咏之间，吐纳振玉之声，眉睫之前，宽舒风云之色。从此结下了缘分。 三 再次有幸与李刚交谈，是幸福和快乐的。最大的感受是他积累的渊博知识并不枯燥发涩，作为一个考古学者，能做到这一点，是十分难得的。特别是他对历史的原貌、特征了解得非常透彻。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在他的口中娓娓道来，显得那么平和、真切，使人在探源溯流、阐幽发微的思古悠悠中，得到一种跃升到精神境界上的独特享受。去年，杭州雷峰塔开挖重建时，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他作了具体的讲解。 多年来，他在以出土文物、考古资料、古籍记载和科学测试数据为充足依据的基础上，以科学的严谨态度和求实精神，独具匠心，有胆有识地尝试着通过古陶瓷研究去发掘探索当时社会的一些重要现象，提出别出心裁的观点和见解。他最早在《西域胡人与江南佛教流行的关系》一文中，通过大量古陶瓷器上的佛象考证，率先对佛教由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自北而南的传统说法，作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佛教在中国的流行，并不自北而南，而是先南后北。”因为“吴越的舟人很早就与远岛之间通过海路与西域身毒国存在着贸易交往关系”。并考证出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先秦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印纹陶以及更早的石器，不仅有着明显的共同性，而且还传播到东南亚等地。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他的这一观点一经发表，当即引起了国内外古陶瓷学术界的瞩目。１９９０年１０月，他被杭州大学历史系聘任为兼职副教授，多次到学校讲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还专门组团到上虞来与李刚一起切磋、交流学术思想，对李刚的人品、学品颇为赞赏。 李刚追求的终究是充实的人生，他热爱生活但又不为功名利禄所累，为了潜心研究他沉醉已久的古陶瓷，他在３０多岁的“黄金年龄”段主动向组织上请求辞掉了上虞市文化局副局长职务，可以说，是他自己亲手堵死了向仕途发展的门坎。用李刚自己的话来说：“人各有志，有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我追求的是典藏历史价值的人生，古陶瓷研究就是我的生命。”其实，凭着李刚在考古研究上的深厚功力，只要稍稍在文物收藏上为自己考虑一下，或许他早就“暗发”了，但他死死地守住这条不能逾越的底线，从不涉足私人收藏的领域。他说，作为一个考古研究工作者，惟有保护文物，张扬古代文明魅力的义务和责任，倘若为“孔方兄”所困惑，那就什么意义也没有了。 １９９４年７月，为了探寻更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已有古陶瓷研究“少壮派代表”称谓的李刚调到浙江省博物馆任职。在这个省内规模最大的历史文物为主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博物馆内，李刚尽情遨游，挥洒自如，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平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他的学术理念和观点，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并主编、独著了不少专业书籍《越瓷论集》、《古瓷发微》、《青瓷风韵》、《浙江文博七十年文萃》、《东方博物》等，特别是他负责编辑的大型学术专刊《东方博物》的出版，在国内外文博界享有较高的声誉。作为一个“文化使者”，李刚多次出国讲学，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传授于海外。日本、韩国的学者曾对他说：“李先生，有一样东西我们永远赶不上中国，那就是文化！”这句话让李刚感怀良久。 在省城这么多年，李刚思考最多的是２１世纪古陶瓷研究应解决的关键问题。他认为，这一关键问题，既不是某个举世瞩目的悬案，也不是诸多疑团的总和，而是揭开无数个古陶瓷谜底所必须确立的方法论。目前在古陶瓷的各类疑难问题中，最突出的是三个问题：一是古窑址以及各地出土和收藏的古陶瓷的绝对年代；二是海内外出土和收藏的古陶瓷的具体产地；三是古代制瓷技术的传播态势和各窑的相互关系。要突破这三大疑难问题，必须在理论上进行宏观的研究并建立起正确的方法论，李刚石乞石乞求索，将大量的心血融入到方法论的研究上。 “佛教海路传入中国论”，是李刚依托正确方法论得出的研究成果和代表作，从提出观点到最后定论，凝结着他１０余年的心血，也是他多年学术研究的重大发现。他说，在佛教传入中国这个重大课题的研究上，只有冲破陈旧方法论和错误观点积聚成的浓云，拨开历史的迷雾，对相关的各种事实作一鸟瞰式的观察和综合，才能真正揭示出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路线。 四 除了古陶瓷研究，李刚留给自己的就是享受知识、享受欧洲古典音乐的大块天地。 在李刚的家中，除了大量的书籍，还荟萃了世界上不同时代所有著名音乐家的优秀作品。对西洋音乐的众多流派他更是情有独钟，品味起来的火候已经相当专业化，他专门为自己刻了一方图章：“留得枯荷听雨声。”涵盖了他对中西文化的一种感悟。 李刚说，文化这个东西永远是没有国界的。古陶瓷在唐朝以后，是大量外销的，作为一种文化早已融入到外国人的生活中去了。任何一种文明、一种文化，都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不可能随意割裂、排斥。就拿音乐来说吧，脍炙人口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小提琴演奏曲《梁祝》内容是中国的，但用西洋乐器来表现则更加引人入胜。同样，１９世纪奥地利浪漫主义乐派的最后一位代表马勒创作的《大地之歌》，一直经久不衰，但这部作品里面的内容却都是唐诗李白、杜浦、孟浩然、王维等人的作品…… 李刚对音乐的偏爱是发自内心肺腑的。他把第一本《越瓷论集》誉为“英雄交响曲”，把稍后问世的《古瓷新探》称作“命运交响乐”，把最后独著的《古瓷发微》定为“田园交响乐”。李刚说，古陶瓷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很年轻。而现代陶瓷工业的发展则是生机盎然、日新月异。为了让古陶瓷的历史绵延不绝，他仍将乐此不疲地演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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