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妒嫉似乎一直上演着丑陋的闹剧。 妒性汹汹之人事，委实俯首能拾、信手可拈：陈平是治平天下的人才，绛侯周勃和灌婴见他受重用，便在刘邦面前说他“盗嫂”。 “盗嫂”则是莫须有，其依据大约是“平为人长，美色”。这种捕风捉影之举，盖源于妒嫉。 男人妒火中烧，女人亦不甘落后。只要随便打开宋元话本、明清说部，就能读到有关妒妇的记述。潘金莲、夏金桂、王熙凤都是有名的妒妇。 能人间有妒嫉，“文人相轻，自古易然”，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句名言，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封建文人的一大弊病。 妒嫉一旦生成，那么人的身后，便会麋集起难以计数的无所事事的舌头，他们总是给被妒嫉者制造麻烦和障碍，甚至进行直接打击，使其失去优势，把其降到与自己相同或以下的位置上。至此，他们才得以消退妒气。 有道是，文人间、能人间的妒嫉不比一般人，他们有时总是不显山露水的，就像河中的鸭子，上面的身子总是笃悠悠的，下面的两脚却在拼命划动。难怪一位哲人说：“贤能的伤痕总是在背上，前驱最耽心的，莫过于背后中箭。”可谓一语中的。 妒嫉，是一条毒蛇，当它张口吞噬的时候，总会有人被咬啮得血淋淋、惨兮兮，不可名状。如何制妒？领导者须明察秋毫，探幽发微，并采取断然措施，以示良好的导向。洪武初年，明太祖任杨宪为中书省左丞。杨宪“有才辨，明敏，善决事”，但器量狭小，妒嫉刻薄，对不依附自己的人，利用各种机会中伤。右丞相李善长生病，明太祖便召来陕西参政汪广洋为中书右丞。杨宪觉得汪广洋是块挡路石，便唆使侍御史刘炳两次弹劾汪广洋。后明太祖觉察到杨宪心术不正，图谋不轨，并认定刘炳是在造谣中伤，将其逮捕下狱。结果刘炳承认是受杨宪的指使，明太祖大怒，下令将杨、刘处死，重新召回汪广洋。作这般严厉惩处，妒性重重者，闻之能不改弦易辙乎？ 制妒，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创造和形成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是骡是马拉出来溜溜”。一个人如果忙到“各显神通”都嫌时不我待，哪里还会有时间去相妒相贬的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能建立起这种正常的竞争机制，变背后拆台贬损为公开上台竞争，这不亦是我们一代人的福份么？ 话，须说回来，真要彻底根除妒嫉之毒瘤，关键取决于每个人的自我把握。不论是谁，得有雅量。左宗棠长得大腹便便，有一次宴筵上问客人：“你们说我这大肚皮里装的是什么？”吹捧者尽说拍马话，可左氏摇头不以为然。旁边伺候的一个小校则说：“我看你满肚皮装的是马蹄筋。”四座皆惊，左氏哈哈大笑，称赞他说得对。原来，马蹄筋是湖南农村喂牛的一种草料，左氏一向以牛的精神自许，所以很感满意。左氏有这般宽宏，平日里大抵是很少会生妒嫉之心去的。 有妒嫉之心者，往往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视别人的成就于不顾，贬他人的才干为草芥。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长处，但也会有各自的短处，如果能够看到自己的短处，看到别人的长处，并来一个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妒嫉之疠瘴不是被驱赶得烟消云散了吗？是啊，各行各业之间，自须扫除自古有之的“相轻”陋习，倡导互学其长、互补其短的“相亲”风尚。如此一来，大家亲热相处、亲切相待，互谅互让，不就什么问题都好商量了吗？唐太宗总结自己平生五条优点，其一是“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故“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唐太宗能够“成功过之”，更多的是缘于其的豁达而不妒嫉，这不是很耐人寻味的么？ 据说同是妒嫉，还有东方与西方式之分。“西方式妒嫉”，往往是“通过增加自己的独特性，创造与妒嫉对象不同向度的差异，在实力或独特性上有了自我满足，也就不必再去妒嫉他人了”。从本质上说，这种“西方式妒嫉”是要求人们“用自己的奋斗去消除自己与被妒嫉者之间的差距，甚至超过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已经不能称之为妒嫉了，而是一种美德了。其实，这种“西方式妒嫉”，在我国也是有其渊源的。《酉阳杂俎》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晋代刘伯玉的妻子段氏是个妒妇，因其丈夫常称赞《洛神赋》中写的洛神很美，于是她就说：“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轻我？我死何愁不为水神！”说罢投水而死。子曰：“知耻，近乎勇。”见到别人的某些方面超过了自己，如果能化妒嫉为力量，迎头赶上，像段氏那样誓死也要超过对方（当然不要盲目学段氏去死），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还须一提的是，对付那些妒嫉成性、无可救药者，那莫过于采取轻蔑之态，反正躲不过去，能人不妨干脆释放出最高的能量，令那些妒嫉者也尝尝“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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