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９年９月，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宗白华从来稿中，发现了寄自日本福冈，署名“沫若”的几首新诗，极为欣赏，他立即安排发表了出来。宗白华担任编辑虽然只有半年多一点，但他几乎是每期都发表郭沫若的作品。诗歌力图每期都有。１９２０年元月开始，《学灯》开辟“新诗”栏目，这个栏目几乎专为郭沫若而设。这样的“激赏”，对于郭沫若具有无限的鼓动力量。 在宗白华的“激赏”下，《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凤凰涅槃》等一批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出色的诗出现了。我们为郭沫若的才华而歌，更为宗白华的“激赏”而颂。离开了宗白华的“激赏”，郭沫若其时的创作热情又何以奔涌？ “激赏”的意义，实在是太丰沛、太伟大了。无独有偶，当年胡适进北大时年仅２７岁，风华正茂，人称“胡博士”。当时胡适以讲中国哲学史最为有名。此前讲这门课的教师是人称“两脚书柜”的陈汉章，他讲一年哲学史，只讲了个三皇五帝。胡适另起炉灶，按照自己研究的体系，从《诗经》讲起。这个变动引起北大师生的震惊和议论，反对声嘲笑声四起。然而，他却得到了时任校长的蔡元培的全力支持，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全力支持”与“高度评价”，不就是最好的“激赏”么？离开了“激赏”，在一片“震惊和议论”、“反对声嘲笑声四起”的环境和氛围中，胡适会承受怎样的尴尬呢？对其个人今后的学术声誉会招致怎样的贬损呢？难怪对蔡元培一直心存感激之情的梁漱冥说，蔡元培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激赏”培养许多人。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人都是需要“激赏”的，尽管“童年是一首歌谣，少年是一幅水彩画，青年是一章诗篇，中年是一部小说，老年是一本哲学”，由成熟走向练达，每一阶段都需要“激赏”，它“犹如寂静的星夜刮来的一阵清香，亭亭玉立的荷叶上滴落下的一颗露珠，万绿丛中凭添的一朵淡淡的小花。” “激赏”，自有物质的和精神的这两种手段可用，但愚以为，精神“激赏”一定程度上比物质“激赏”重要，因为物质“激赏”，有时往往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且其效用亦是有一定限度的；唯有精神才是永恒的，这亦符合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理论。精神“激赏”，亦有着多种多样的方法，给一种荣誉，提供一种宽松的环境，有时甚至只需花费片刻的思索和功夫——打一个电话、写一封短信、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就完成了“激赏”的全部。从报上读到这样一则消息：有一位国际海员，每年的节日，特别是圣诞节，他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朋友的祝贺卡。他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其实他只学会一个词——“漂亮美丽”。他能用１９种语言说这个词，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向在身边的外国朋友说：“您真漂亮美丽。”这个充满“激赏”情韵的词，使他赢得了遍及世界各地朋友的友谊。 是啊，“激赏”的目的是没有长短大小、高低贵贱之分的。“激赏”的意义唯在于消除生活中的磕碰，使人感觉到一个自新的形象，从而更加热爱生活，并创造奇迹。记得当年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后，有人向他母亲祝贺：“你有这样的儿子，一定十分自豪。”“是的”，杜鲁门的母亲答道：“不过，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让我骄傲。他现在正在地里挖土豆。”杜鲁门母亲的话启示我们：“激赏”，并不一定要引导其做大官、发大财，让被“激赏”者认认真真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才是本质的期望和最后的归宿。 “激赏”，是一种关爱人、引导人、塑造人的手段，因而还须讲究艺术，否则，只能事倍功半，以至弄巧成拙，前功尽弃。“乱捧”，乃为“激赏”之大忌。一位父亲，当从幼儿园刚回家的女儿说出“长颈鹿是哑巴”时，闻之大喜，竟断定“女儿智商极高”，已成为整个幼儿园的“一号才女”，将来必成大器。为父的心情当可理解，然而，这样“乱捧”究竟是悲还是哀呢？前些日子有人对儿童剧《小小聂耳》和《少年大舜》提出质疑：少年大舜在成贤明君主前，是不可能被人们当作“未来的君主”的；而聂耳一直到死也不知道他的《义勇军进行曲》将来会成为新中国国歌，但戏里着意渲染拔高，给人的是虚假的感觉。虚假的拔高，一定程度上与“乱捧”无异。虽说大舜、聂耳早己离我们远去，不会再受这种“乱捧”的干扰，然而，对于后来者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不能不令人们提高警觉，并引以为戒。 “激赏”，是一种恰到好处地帮助他人回眸的最佳途径——回眸美丽，回眸成功，回眸满足。“激赏”者在“激赏”别人的同时，对自己怕也是一种鞭策和砥砺。然而，“激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出来的。不是吗？有人怕“激赏”别人会折损了自己；有人怕别人形象愈是高大，自己愈是矮小；有人怕别人的荫凉大子，自己就永远生活在影子中。看来，“激赏”者自己首先要具雅量，没有宽宏豁达的度量，便无有“激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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