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值我的母校崧厦中学五秩华诞，勾起我对母校的深深思念。 我有许多个母校，但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深刻印痕的，主要是中学时期的母校。少不更事，小学期间的事情早就记忆模糊，母校的概念就很淡薄；至于大学，我读书于斯，工作于斯，将来退休亦于斯，母校的意义也会浑然不觉。唯有崧厦中学，这所我就读时间最长（整整六年），托付了我的青春与活力，寄寓了我的希望与前程的母校，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却是那样的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尽管时序变易、岁月飘逝，我的思念都不会改变；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对她一往情深。而最能勾起我深切思念的，则是母校的老师。 中学（尤其是高中）时期，对于一个学子人生观的形成、专业基础的夯实，乃至于未来人生道路的择定，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旦在高中阶段学有所获并作出决定你命运的选择，走出校门以后，你的人生之旅也便大体铸定了。从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中学老师是人生旅程中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导师。我现在选择和从事的专业是文学，这个选择，追根溯源是在中学阶段形成的。说实在的，我并没有什么文学天赋，那时候我对文学的认识也很皮毛，我走上这条道，带有很大程度的盲目性；我也说不准究竟是哪一位老师从文学上直接影响了我，使我终于作出这种选择。然而仔细考究起来，造成如此局面，却依然可以说是中学老师们的鼓励以至于“放纵”的结果。读初中时，我便喜欢读野书，抓着一本就读，老师似乎并不反对，全不像今天对学生的课外阅读有各种禁忌。这虽说不上是系统的文学训练，但对于打好文字功底却是一种有益的积累，于是作文便屡屡受到老师的表扬。这可以说是我在文学上的最初启蒙，且因其受到鼓舞而有了更深潜入的可能。到了高中阶段，我的这一爱好就得到顺势发展了。因为我能写几句，老师和同学们便认定这是我的“特长”，但凡有文字上的差使大都派定了我，大大小小的刊物我编过好几个。记得有一个油印刊物《东风》，是朱耀根校长亲自抓的，我耗费的精力实在不算太少，得到锻炼的机会也弥足珍贵，而朱校长对学生的信赖与厚爱更令人难以忘怀。这样的顺势推动，终于使我一步一步走到文学的路上，高考时我毅然选定了中文专业，从此便走上了一条文学不归路。应当说，我当初作出这种选择多少有些单纯，全然不察真正进入文学殿堂谈何容易，真不知要付出多少艰辛与努力。然而我对于自己在中学阶段作出的选择，至今无怨无悔，因为这毕竟是我人生道路上作出的一次有意义的选择，而且在这一选择里还包含了中学老师的心血与期盼，我不能愧对母校、愧对师长，这终于使我有了一种不断寻求进取的动力。倘若说日后我在文学研究上稍有成就的话，那么首先应当感谢的便是我人生起步阶段的启蒙老师。 我至今对母校老师怀着深深的敬意，更多的是老师们那种敬业勤业的从教精神，不折不扣的认真教学态度，亦师亦友的对待学生之道，这一些都使我受益无穷。母校原本是所初中，我们读高中是首届，当时谓之“戴帽”高中。老师大抵都是从初中上来的，也没有很高的学历，全校仅有三四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教师。我们这些自视甚高的“高中生”对于按片录取在母校再次接受“初中老师”的教育，总觉得心理不平衡，一心只想着同县上的名牌中学合并。然而，三年过后奇迹发生了：我们这个高中毕业班，高考成绩和录取率不但居全县第一，还名列整个宁波地区榜首，把许多名牌学校都远远甩在后面。这一些看起来是那样不可思议，但现在想来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个奇迹般的事实，主要的或者说重要的是由老师们的心血凝聚而成的，正是他们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才使我们真正学有所得，也逐渐消弭了对他们的十分幼稚的不信任感。他们的教学经验在哪些方面得益于我们，现在我已记不准也说不准了，但有一点很清楚，也似乎足可概括：这便是“认真”二字。在我的记忆中，老师们总是认真钻研教材，认真对待每堂课，在课堂上不作放言高论，总是把每个知识点讲得清清楚楚，我们学起来毫无不求甚解之感。凭着认真与执着，崧厦中学的老师虽然没有很响亮的牌子，但许多老师的教学水平在县内绝对是一流的。我体会，这里有一种不甘居人后、不妄自菲薄的精神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对于教师而言，出自名校、名师，有着高学历、高学位，自然为创造成就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一切“名牌”都与我无缘时，便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奋斗了。这当中，充分的自信心和敢于知难而进的精神，是不可或缺的。这也可以看成是崧厦中学老师的一种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多年来他们在艰难中拼搏，培养出一茬又一茬人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种精神上的影响，对我们这些曾经身临其境的学子来说，真是太深切太深切了。几年以后，当我也成为一名教师时，脑海里总是晃动着中学时期老师的身影，他们的事业心，他们的拼搏精神，甚至于他们的教态、教风，总是教我时时返顾、细细咀嚼，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对我而言，可以说是终生受用了。 （作者系崧厦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现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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