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幽默”日见其多。 这不，连广告词都“幽默”了哩！一则“美容广告”是这样写的：“请别对从我们店里出去的姑娘挤眉弄眼，她很可能就是你的外祖母。”一家香水制造公司推销某一新产品的广告词曰：“我们的新产品极易吸引异性，因此随瓶奉送自卫教材一份。”你看，“幽默”不？ “幽默”，始于何时，笔者无从考证，但“幽默”自古有之，却是铁证。著名相声演员姜昆说过一个故事：皇上要杀一个有功之臣，慑于皇上的淫威，众人不敢言。皇上问优臣（宫廷小丑），优臣说：“该杀，该在老百姓面前杀！”皇上问为什么，优臣说：“你可以让天下人看一看，他做了那么多好事，又是一个那么忠心耿耿于皇上的人，连这种人皇上都说杀就杀，还有什么人皇上不敢杀的呢？所有的人都得怕您，所谓杀一人而天下惧，刑匹夫而威四海，何乐而不为之呢？”皇上自听懂了这话中之话，吭赫半天没出声，最后说了一句：“你小子会说话，冲你的幽默劲儿，不杀他了！”瞧，“幽默”的力量多大！然而，也真替这位优臣捏一把汗——事实上，优臣也正好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不然的话，优臣也是不敢“胡言乱语”的。 看来，“幽默”是需要民主氛围和宽松环境的。否则，是“幽默”不起来的，硬要“幽默”，只会搬起石头压自己的脚。鲁迅先生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不爱‘幽默’。”为什么呢？他说：“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这末一句，恰是点出了他不爱“幽默”的原因。“现在”，正是“东省沦陷，举国骚然”之际，其时国民党当局力主“不抵抗主义”，在这般窒息的环境里，怎产生“幽默”？鲁迅又怎么会去爱“幽默”呢？ 在恐怖的年代，独裁者是不喜“幽默”的，同样别人也不敢对他“幽默”，于是官场上便刮起了一股溜须拍马的旋风。清人笔记中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某次黄鹤楼宴会上，湖北总督张之洞、抚军谭继洵忽然为长江宽度争了起来，谭说五里三分，张说七里三分，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正在举座属员嘿然之际，江夏县知事陈树屏这位忝列末座的芝麻官慢悠悠举手发言了，曰：“水涨七里三，水落五里三，制军、中丞说的都对。”张、谭听了抚掌大笑。然而，这带着卑微狡黠成分的东西，怕是算不得“幽默”的，否则，不是玷污了“幽默”的美名么？独裁统治下的险恶官场，只能制造谄媚而无以产生“幽默”，那是历史的必然。 学界泰斗钱钟书说得好：“无亵不笑。”“幽默”是得益于民主气氛的，也需要人们有真诚的态度、敢言的胆识。忆起抗战后期，老舍为郭沫若、傅抱石在昆明举办的书画联展写过评论，内容十分严肃深刻，末尾有一段幽默文字：“听说郭先生与傅先生要在昆明展览他们的字画，根据艺术家都要捧出来的原理，不得不在此捧一捧，既是捧，胡说八道便可通行无阻，对画法与书法我本全无所知也。”老舍对自己严肃准确的评论却自谦为“捧”，这不能不视为对世俗“捧风”的辛辣讽刺。 古书上记载，说闪电是上天的诙谐，如此，那么“幽默”是不是人们智慧的释放、灵感的奔涌呢？作家刘心武从缺乏“幽默”的自我反省中得到一点心得：“人只有具备一种良好的心态才可能幽默。”这与哲学家康德所说的“幽默表示的正是一种自然地处于最佳精神状态的才能”如出一辙。朱镕基总理在香港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告诉外国银行、保险业的投资商说：“不是不让你们进入中国，是慢一点儿，稳一点儿。”他再三告诫他们：“如果你们非要快进不可，赚不着钱，可别找我！”临场发挥的“幽默”，坦诚中见诙谐、豁达中显智睿。无论记者抑或投资商，闻之能不心悦诚服乎？ 贪官们也未必不想“幽默”，然而，终究是出尽洋相、丢尽脸面。有位贪官将受贿之钱“孝敬”给自己的情人，查处时竟美其名曰：“我这是学雷锋，仗义疏财。”一位女贪官将自己日常生活开支的发票，拿到单位报销，查处时，她辩解说：“我是人民公仆，我吃的用的就该公家报销。”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然而，这种貌似“幽默”的东西与真正意义上的“幽默”，相去甚远——其实，他们又怎配“幽默”呢？这种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之拙劣言行，只会让他们扭曲的心态和丑恶的灵魂暴露无遗。 是啊，“幽默”除了要具机智、雅量、自信、活力而外，更须以人格魅力作支撑。否则，“幽默”只会是也只能是虚伪、愚昧、装腔作势的代名词。 “国运兴，幽默盛”，而今政治清明，民主气氛日浓，且我们已经昂首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在这般现实环境中，“幽默”一定会大流其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