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０月１日起，随着《浙江省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办法》的施行，一个既能体现语言上的进步，又能体现人性化一面的新名词——“归正人员”，将正式替代“刑释解教人员”一词。（见９月２０日《浙江日报》） 看似一个不起眼的改名细节，从中包孕了党和政府对“归正人员”多少的关爱呵！ 想一想吧，过去有人背着“刑释解教人员”之名返乡，不必说周围的乡人会如何看待他们，即便是他们自己都感到这名恍若一座无形而沉重的大山压在身上，令自己抬不起头来，喘不过气来。带着这般压抑的心理，有的人难以走出旧时的阴影，垂头丧气，缺乏自尊、自新的信心，当可想见矣。 记得教育家徐特立先生曾经说过：“对犯错误者，给他们以好的环境包围起来，暗示他们以很好的前途，使他们用自信和自尊去克服他们的坏处。”这话虽是对犯错误的学生而言的，借用于此，亦似无不妥。是啊，对这些人员我们既要尽量多地要求他们，也要尽可能地尊重他们，不要挫伤他们心灵中最敏感的一个角落——人的自尊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改称“刑释解教人员”为“归正人员”，体现的是党和政府对其尊严感的认同，对其改邪归正的肯定，对其做进步之人、有用之才的期待。可以相信，特别是随着《办法》的全面施行，必将最大限度地消除和减弱社会对“归正人员”歧视、鄙视的环境影响，而在充满信任、充满希望、充满鼓励的氛围里，这些“归正人员”何以不能唤起自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自信心？何以不能加快融入正常社会生活的速度呢？ 静心而想，其实每一个诚实的人，都是不愿意自己犯错误的，正如谁都不愿意自己患病一样，但是，也正像人总会遇到疾病袭击一样，错误总是难免的。关键是犯错误的人自我如何正视问题，反思教训，在人们热切的期盼中、温暖的扶助里，早早走出误区，拔出泥潭。前苏联的宇航科学家科罗廖夫曾经是一个劳改犯。苏联的第一代导弹是１９４７年他和其他劳改犯在苏联的１５６号监狱工厂设计成功的。曾任抚顺市机床附件厂厂长的卢春茂，１２岁失去母亲，因偷盗伤人被关进监狱，劳教３年后释放。释放以后，他暗下决心：今后穷死不下道，饿死不做贼。他先后被提拔为车间主任、市青年改革标兵、省市劳动模范、全国优秀青年厂长。对于面临着一个不可信赖的世界因而恐惧、失望的人来说，信任就意味着使人豁然开朗地领悟到人生的真理、人的存在的真理。无论是科罗廖夫抑或卢春茂，他们就是因为生活在被信任的氛围中，被尊重的环境里，因而才不自暴自弃、厌世绝望，并鲜花迟开、明星后启的。不是吗？ “刑释解教人员”之称，给人的多是过去时光的定势印象，多与违法犯罪联系在一起，处置不当，极易诱发他们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而“归正人员”之名，给人的则是一种新生、希望的感觉。这一改名之举，是不是折射了社会的进步，暗寓了人文关怀呢？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腐朽为神奇，这不也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