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的杨福家，日前专程回国参加２００２年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他以“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为题，阐述了他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看法。 什么是“大爱”？杨福家先生的回答是：让人们拥有安心工作的环境，这就是“大爱”；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氛围，这就是“大爱”。有例为证，康州大学并不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当时也没有克隆中心，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都来抢杨向中，可杨向中向杨福家说：“现在谁来找我，我都不会走的。”原来，杨向中在康州大学进行克隆实验阶段，缺少五方面人才，他认为自己无法再研究下去了，想走。校长挽留他，问他有什么要求，杨向中说，我希望在世界范围招聘５个教授，建立一个真正的中心。这句话意味着校方要拿出８００万美元。校长回答他，我一天后给你答复。过了２４小时，校长回答他，你要的这些我都给你，你还需要什么，我给你配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杨向中从一头１３岁老牛的耳朵上取了个细胞，克隆出一头叫艾米的小牛，并证明这是一头年轻的牛，不会很快衰老。于是，杨向中和康州大学声名远扬。有了“大爱”，不怕没有“大师”、“大楼”，不怕没有一流的大学，这便是杨福家先生的基本命题。 如果说，气度雅量是一种人格的话，那么这种人格魅力在造就“大爱”氛围中的作用，怕是无可替代的。遥想当年，刘邦对项羽之败有过中肯的分析，他说：“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古人称赞刘邦“常有大度”，“大度示大爱，大爱集群朋”，这不就是刘邦由弱变强、转败为胜，成就事业的要领么？ 为官之责，乃组织、领导，即“用人”而已。既若此，那么我们的为官者又何必在某些技艺、学术等方面与部下争长较短呢？唐太宗总结平生五条优点，其一是：“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故“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真可谓“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啊！ 难怪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重修龙兴寺，派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山门上，联云：“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士；慈颜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朱元璋这种重视人才的胸怀，对建立大明近三百年的基业是有一定作用的。“容天下难容之士”，该是为官者的一种境界，这方面，我们自须向林肯先生学习。这位美国第１６任总统，从不计个人恩怨。在美国，首席法官的位置历来为政界所瞩目，林肯想提拔一直反对自己的大律师蔡斯来担任这个职务。有人提醒林肯：“蔡斯在背后经常说您的坏话。”林肯听后却幽默地说：“我也经常说他的坏话，这不收支相抵了吗？”后来，他力排众议，亲自起草了蔡斯的委任状。有这般豁达气度、宽宏雅量，为官者何愁不能造就“大爱”？“大爱”弥漫浸淫，人心何不归向？人气何不飙升？ “爱别人等于爱自己，给别人大爱等于给自己大爱”。为官者，你准备创造怎样的“大爱”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