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确认，何为道德，何为不道德，从来扑朔迷离、如入迷宫，有时让人迷感不解、难辨对错。 日前有媒体报道：一个叫刘宇秀的派出所副所长，少时丧亲，生活困顿，在别人的帮助下读完大学，工作后立志助学，以微薄的收入资助四个贫困孩子。一个孩子考上大学，刘被学费难住了，求告无门，只好借了４０００元钱，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进了大学辉煌的殿堂。“学费事件”深深地刺激了她，使她感到“有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从此她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受贿索贿，把得来的钱财全部用于扶贫助学，但最终却东窗事发、身系囹圄。对其遭遇，有不少人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比较统一的结论却是“好心办了坏事”。从谋取金钱的手段看，她毫无疑义是受贿索贿，触犯了党纪国法，应当绳之以法；而从运用金钱的目的看，她没有一丝一毫道德的沦丧，反而是一个“道德的胜利者”，在受她救助的孩子们眼中，她是一个可亲可爱的“刘妈妈”，是当今世上“最值得爱戴和尊敬的人”。 社会上也常有这样的事情，某些部门的领导，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牟取非法收入，并不是中饱私囊，而是为了单位搞福利，或造集资楼，或提高补贴，目的就是为了大家的生活工作条件得到较快的改善。一旦事情暴露，主要领导得到处罚，群众往往褒贬不一，甚至是褒多于贬，说是“代人受过、替人受罚”、“好处大家得，责任一肩挑”。这种评议，更多的似乎从道德的层面来进行审视，好像也没有错。 这就常使普通百姓陷入一种迷惑的“两难”境地，法律与道德在某种时候是否就是一对天生的矛盾，难道就不能把它们统一起来，纳入一个正确的轨道。这实质上就是要正确把握一个道德底线，以道德底线去衡量、去评判，道德与法律就会相互统一、绝不矛盾。法律是公共的法律，道德是社会的道德，都必须放到全社会的范围去审察、去评判。如果把衡量道德的标准人为地缩小到一个狭窄的区域，那这种表面上遵守“道德”甚至是弘扬“道德”的行为，恰恰是违背了法律、触犯了党纪，实质上仍是一种不道德。 大家都读过《水浒传》。如果撇开农民起义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意义，单从其行为来看，那也是一种冲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在那个梁山水泊里，一百零八条好汉为了自己确定“替天行道”的所谓“道德”准则，追求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问该杀不该杀、该劫不该劫，都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劫富济贫”、钢刀加颈，也不知枉杀了多少冤魂屈鬼，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在梁山人看来这些都是天经地义，都是“道德行为”；而从整个社会层面看，却是绝不道德的，因为梁山人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损害了大众的利益，违背了社会的普遍道德标准。同样，少数领导和部门为了局部利益，不惜损害社会的公众利益，强抢豪夺，牟取暴利，也是一种丧失道德底线的错误甚至是犯法行为。 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律是有形的道德，道德是无形的法律。道德的底线，实际上表现为是否符合最广大群众的意愿，是否维护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如果以道德为幌子，为少数人谋利益，即使自己从中没有得到额外的好处，那也属于不道德的范畴，可能一时会获得较好的政声，博得较高的声誉，但最终法律必定“找上门来”，下场必定可以预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