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像一颗流星，滑过夜空时，绚烂得让人惊艳不绝；又像一位落拓不羁、信马由缰的“侠客”，走过了上虞的天地，中国的天地，却依然让人难忘其洒脱的背影。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革命者的精神；“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是纯粹文人的风流。对于徐懋庸，以上两种都不是，确切地说，介于两者之间，浸透了革命者的风骨，又深蕴着文人风华，两者揉和在一起，就显示了徐懋庸的本色。 这样的本色，鲁迅该是领教了。徐懋庸与鲁迅是好朋友，对鲁迅简直是顶礼膜拜，其文取法“鲁迅风”。后来，在某些文学主张上有了点各自的看法，照理说，徐懋庸保留自己的意见罢了。然而，他藏不住，笔直的肠子上无处落脚，他即刻向鲁迅据理劝说，这一劝，劝怒了鲁迅，鲁迅也丝毫不留同乡、后辈的面子。这一相争，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两个铮铮汉子”的佳话。结果，吃亏的是徐懋庸。 对徐懋庸的处境，许多人是很同情的。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评说他，自然是不够“成熟”，缺少了鹅卵石般的圆滑，何不多为自己想想呢？在鲁迅这棵大树下似乎应该寻取庇荫滋泽。可是，徐懋庸一点没有反悔的意思，依然在思想的疆域里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他当然想到违心地说些什么，甚至拍拍马，但拍马是为了骑马，谄媚虽没有马齿，乐于接受的人连骨头都会被啃光。二十年后是政治、文化的空气非常混浊的时候，他的一颗骚动的心始终得不到安稳，有一种责任、一种正义像火山一样喷薄而出，对种种诸如“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特权思想”竭力抨击，在短短几个月间写下了１００多篇３０多万字的杂文，说得痛快淋漓、鹿马分明。这在他的《打杂集》、《打杂新集》中我们能揣摩得出。但这一“淋漓”，被当时的文艺界视为大毒草，不经意间，戴上了“右”派帽子。 在电视片里，我们经常可见长发拂袖、策马回首一种“风潇潇兮易水寒”的壮举，这一别，别得有点沉重。徐懋庸在１９５７年戴上了这么一顶帽子，似乎也显得沉重呢。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很难说这样的性格一定会使徐懋庸津津乐怀、标榜不已，或许，他自己也会在刹那间苦恼过、怨恨过。可是，徐懋庸是无法摆脱这样的气度和风范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的身上印痕了某些山民的性格，山民是什么？很穷，富有反抗性，也很忠，富有耿直感。在过去上虞下管徐懋庸的故乡有这样的说法：“石笋不会倒，象鼻洞不出草，大庙菩萨不会老。”石笋、象鼻洞、大庙菩萨这些都是当地的景点，象征着某些永恒的固守的东西。然而，大庙附近有一座黑龙潭，潭里的一条黑龙却起来造反，有一夜把石笋打成两截，象鼻洞也出草了，至于大庙菩萨，却长出胡子来了，老了。这是个民间神话，却就在徐懋庸童年的天空里久久地回荡，然后化作山风、化作溪水滋润心灵。 故乡的大山宽博浩荡，故乡的山涧奔腾不息，徐懋庸就如一个十足的山野村童，在那管溪、鹿溪、潭水间尽情地伸展着、张扬着、撒野着，加上他天生的聪资，远近誉之为神童，于是里应外合，内质的、潜质的连同他的奔放举止让我们能体味出徐懋庸最初的本性。那所山岙的小学堂里，至今还流传着他的一些趣闻，有一回上国语课，他偷偷地看一本叫《新华春梦记》的书，被他的老师发现了，老师严肃地问：“你为什么不听课？”他回答说：“这课《醉翁亭记》我已懂了。”老师又问：“你看的那本《新华春梦记》，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新华是袁世凯住的宫名，袁世凯在新华宫做皇帝只做了八十三天就完蛋了，好比一场春梦。”老师听他回答得很好，才免了一场当头棒喝。课堂上的纵横驰骋，是否也是他一生的注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