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又名“寒食节”，在此前后，习俗踏青扫墓。值春暖花开，芳草碧绿，充满了生机的时候，为了缅怀先烈、先人，人们扶老携幼，成群结队，怀着哀思，又抑掩不住愉悦的心情在墓前徘徊、扫除、默念、静思，虔诚地将束束鲜花放在墓板上，将一个个缀满花朵的飘着白色带子的花环陈列墓前，这是多么和谐的一幅图画！ 小时候，不懂得死亡是怎么回事。１９３２年孙中山先生逝世，直到上了小学，背诵“总理遗嘱”，才知道“国父”已成古人，我父亲在我出生前即去世，我也毫无印象。我１２岁那年，表妹出麻疹，得了肺炎并发症离开了人世，我也没有悲痛的感觉，只觉得死亡对自己是一件很遥远的事。邻居一位年轻叔叔患肺结核，临终前，母亲叫我去向他叩几个头，我遵命去做，认为对长辈是应该尊敬的。邻居中还有一些是干苦力的，贫病交迫，互相感染，一家几口相继患上痨病去世，从隔壁传来低低的哀号，那是人们对死亡的无奈。在我心中泛起一缕淡淡的怜悯。 真正体念到生死较量的，还是走出学校大门，走入革命游击战争的洪流年代，入伍的第一天就听说虞东区的原区委书记肖东同志被敌人捕杀了，又传来了余上县工委书记黄明同志就义前在狱中写的歌词： “坐牢坐到六月天
人多监小热炎炎
两碗淡饭付饭钱
虱叮蚤咬苦难言。” 对敌斗争的残酷，蒙难同志的苦楚，烈士的鲜血深深地浸染着国际歌声的呐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革命大家庭是一个整体，离开了它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歌声更加督促我迈开坚实的步伐随着队伍前进。 此时，对于“死亡”的感受，已非年幼时那样的懵然无知，或以为是很遥远的事，“死亡”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与“生存”伴行的社会现象。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下着大雪，山峦皆白，宿营在余姚嘉湖岭顶的一个村庄里，刚从上海到达这里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位面孔白皙、穿着长衫的，年轻人都很热情，一问才知道他叫“丁千”，在上海一家洋行当职员，革命的洪流把他也推向四明山的怀抱。不久，听说他被分配到“四明简讯”社工作，那是我们自己的报社，设在山窝里，远离村庄，我在战斗生活中经常惦念着他——热情、爽朗、坦诚、一见如故，祝他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可是到第二年的春节过后不久，传来了噩耗，报社给敌人破坏了。馆舍（山间茅舍）被焚，有几个同志来不及撤出，被敌人枪杀了，其中就有丁千。 上虞是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２日解放的，就在解放前后，应该是享受胜利的喜悦时刻，又有几位“土共”同志牺牲了，有梁辉、有朱成茂、有朱庆云……，“死亡之神”，并不因为黎明即将到来而收敛其气焰，这是我们活着的人的最大的悲愤。 解放了，人们在大街上尽情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但是“斗争”正末有穷期，生与死的考验在继续，可是当时的人们，包括我在内，对它的理解又是多么的肤浅呵！ 小学生都知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而红旗是用烈士们的鲜血染成的。不，不光是烈士们的鲜血，还有那无数在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先辈们鲜血。 为了生存发展，必须付出死亡，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辩证法。 年年有清明，眼见那一队队的少先队员们扛着红旗来到烈士墓前祭扫，他们那带点肃穆的嫩脸上洋溢着老人们对他们的期望，不由地使我心中升起了“后继有人”的强烈冲动。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个人的不幸与哀怨，自在情理之中。放眼远量，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走过的辉煌史卷里，记载着数不清的仁人志士，他们的鲜血都没有白流，炎黄子孙，繁衍生息在这块华夏土地上，就是最好的见证！ “心香一瓣祭清明”，但愿后来人对死亡的体验比他们的前辈更加成熟和深刻，少走弯路，减少在黑暗中的摸索，但是人生的轨迹总是反映了一个过程，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恐怕这也不是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吧。 行文至此，我想起古代项羽乌江自刎前的绝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雕不逝。雕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时光向前推进２１００年，后人据此创作了“霸王别姬”的名剧，可见，不以成败论英雄，正如司马迁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当我们立在先辈墓前之时，愿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