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说过这样的话语：“人要有第一等的正气、第一等的襟怀、第一等的追求。”此言颇耐人寻味，从事艺术创作者须以此为训，为官者则更须力求这“第一等”境界。 唐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被贬谪从永州调任柳州刺史。其时，柳州委实荒凉凄惨，奴隶制的残余依然严重，匪盗横行，疫病猖獗，民不聊生。面临此境此景，柳宗元“辅物及时”、“济世兴功”的热忱未泯。在广泛调研并听取百姓意见的基础上，他大胆采取了“以佣除本”的措施，使一批卖身为奴的农民归田生产；他大力发展农、林、牧生产，开发柳州经济；他还“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开展教育，移风易俗。经过短短四年的治理，柳州面貌大变，因而“柳民既皆悦之”。柳宗元在遭受排斥、屡经贬谪的境况下，依然热心为民兴利除弊，留下显赫政绩，不就是因为其有“正气”有“襟怀”有“追求”么？尽管柳宗元的“正气”、“襟怀”与“追求”不免带着封建时代浓重的报恩色彩，然而，其以民为本、富民为怀的思想和忍辱负重、不计得失的精神，不是很值得后人崇仰的么？ 周恩来总理更是臻于“第一等”化境之人。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他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的一生，何以不是其实践“第一等的正气”、“第一等的襟怀”、“第一等的追求”的一生呢？人民敬佩、缅怀周恩来总理，不就是因为其有可歌可泣的“第一等”境界么？ “第一等的正气”、“第一等的襟怀”、“第一等的追求”，三者看似各自独立，互不关联，其实不然。认真揣摩一番，三者的关系昭然若揭矣。“第一等的正气”，该是“第一等的襟怀”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第一等的正气”便没有“第一等的襟怀”；而没有“第一等的正气”、“第一等的襟怀”，则更没有“第一等的追求”。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有“第一等的追求”的人，必然是有“第一等的正气”、“第一等的襟怀”的人。反之，则不然。 想一想吧，那些当“太平官”、“糊涂官”、“省心官”的人，任凭“改革浪涌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些人没有“第一等的正气”，缺乏“第一等的襟怀”，何以有“第一等的追求”、“第一等的政绩”呢？而那些一朝权柄在握，即捞“房子”、“票子”为“孩子”的贪官，以自我利益为中心，除了谋求“第一等的个人私利”而外，还有什么心思什么动力为群众谋利益谋幸福呢？话，自须说回来，有的官儿怕也有一定的“政绩”，这些“政绩”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或许有过“轰动”，然而细细深究一番，怕远算不得“第一等的追求”、“第一等的政绩”。揭开画皮，原来这些所谓的“政绩”是以牺牲群众的利益，牺牲可持续发展为其代价的，其之所以这样造“绩”，说白了，无非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自我装点门面，抑或是为了转移群众的视线，替其以权谋私打掩护，不是吗？ “正气”也好，“襟怀”也罢，“追求”也行，绝大多数为官者都是有的。然而， 以“第一等”的要求衡量之，则未必。何谓“第一等”？概而论之，“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便是“第一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不就是“第一等”的榜样吗？孔繁森、李润五、汪洋湖不也是“第一等”的楷模吗？ 既为官，则自须有“第一等的正气”、“第一等的襟怀”、“第一等的追求”。“第一等的正气”，要求为官者必须讲学习、讲政治，淡泊明志，志存高远，能够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抗得住歪理，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踏踏实实干事；“第一等的襟怀”，要求为官者能够提高自身涵养，做到豁达大度、宽宏雅量，放下官架子，甘当小学生，虚心纳民谏，真心集民智，切实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第一等的追求”，则要求为官者能够树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思想，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当地实际出发，坚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自加压力，负重奋进，自断后路，背水一战，积极打造群众高兴、满意的一流政绩。 为官而求“第一等”境界，虽然也要付出牺牲和代价，甚至是宝贵的时间和生命，但它最后得到的却是整个社会人民群众所共同拥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此时此刻，失去的仅仅只是为官者个人的不幸孤独和烦恼，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难道不是为官者的生活真谛和人生境界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