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成名成家，从此便难以听到真话。不信吗？ 音乐家傅聪曾讲过一个关于他朋友鲁普的故事：因为鲁普已经是“大师”，便没有人敢跟他说什么了。就像鲁宾斯坦弹的一首乐曲，最后一个音符总是错的，因为那个音符他看错了，可是这一辈子都没有人敢告诉他。这“大师”的桂冠，像一座严严实实的围城，将“大师”与崇敬、爱戴他的人们毫不留情地隔离了开来，令其咫尺天涯、天各一方，且让“大师”再也听不到真话，委实可悲。 “大师”何以听不到真话？怕是消极的“权威效应”作祟。“大师”本身，就是权威的象征。在世俗的眼光里，有人向权威提意见，给权威挑刺，不是太不把权威放在眼里了吗？不是太自不量力了吗？权威就是权威，权威能有错吗？在这种扭曲心态的桎梏里，在这般变形思维的定势中，谁还敢越雷池一步？ “大师”听不到真话，成了孤家寡人，不啻是个人的悲哀，亦是艺术的悲哀。艺术之林，若失去了真话的土壤，于是乎，真情啦，活力啦，灵感啦，创新啦，进步啦，便荡然无存，如此，则艺术之林必枯竭而亡。 从艺林返还官场，为官者难以听到真话的境况不亦一样存在？自然，为官者难以听到真话的原因似更复杂。概而论之，不外乎三：一者，有人戴了官帽子，始居高临下，目中无人，如此，则谁愿说真话？二者，为官者天天被簇拥在鲜花丛中，淹没在掌声的海洋里，谁自讨没趣向他们说带涩带刺的真话？三者，面对说假话者与说真话者迥然相异的结局，谁还会硬着头颈向他们说真话？然而，为官者假若听不到来自基层百姓的真话，不能了解客观真实的情况，不要说会疏远与群众的感情距离，其决策不也会谬以千里么？ 不论是名人名家抑或为官者，听真话，第一要著在于打消“孔明再世”、“圣人下凡”的高人一等的思想，莫要以为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唯有自己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英雄。有例为证，美国主管高校入学考试的出题部门，自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以来，曾三次出现标准答案失误的情况，结果都是应试的中学生将其纠正过来。这“中学生三胜大人物”的美谈，说明了什么呢？其一些地方，为官者决策连连失误，不就是因为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没有很好集中民智、集思广益么？ 听真话，必须真听，必须作出谦逊的积极的姿态，如此，方能让人看到诚意，从而无忧无虑掏真心，说真话。想当年，一位中学生纠正《沫若文集》中的错别字，郭沫若不仅没有呵叱，反而致信感谢，并赠送全套《沫若文集》，请这位中学生继续勘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谦和！这样的“大师”还怕听不到真话？ 为官者亦是如此，只要真心想听，其实没有听不到的真话。一些地方开通了“市长热线电话”，设立了“服务质量投诉中心”，不是让为官者听到“风声雨声”，以至是“怨声骂声”了么？或许这声声怨言中，有时夹杂着些许误解的成分，然而，终究是老百姓发自肺腑、不加雕饰的真话，听这种刺耳的真话不知要比听动人的假话好多少倍！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耐心等待，只要我们真心听更真心做、踏实干，又何以听不到群众会心的笑声、满意的真话？ 如果说，为“大师”者听真话需要勇气与胆魄的话，那么为官者听真话更需要情感与理智。著名作家沙叶新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战场上，一位战士为部队开拓前进道路，不惜以自己的身体引爆敌人埋下的地雷阵，以致身负重伤，命在旦夕。部队老将军去医院探望，给他颁发军功章。将军问战士还有什么话说，战士说：“有句话，指导员不让我说。”将军说：“为什么？”战士说：“指导员说已经报道了，全国都知道我是英雄了，说了影响不好。”将军追问：“怎么回事，你说！”战士说： “我不是用身体引爆地雷阵的，而是自己不小心，跌倒在地踩上地雷的。我不是英雄。”将军极大的震动，沉思良久，最后说：“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和用身体引爆地雷阵同样需要巨大的勇气。你仍然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军功章你受之无愧！”将军蕴含深情、富于哲理的一番话，何不令包括英雄在内的人看到了真话的光芒与魅力，并对说真话充满了无限的激情和向往？ 记得马克思的女儿曾问马克思最喜爱的格言，回答是：“别人具有的一切我都有。”别人具有的优点，我有；别人具有的缺点呢？我也有。马克思将自己看作凡人而不是神，这不是难能可贵的真话吗？比起美丽的童话和绚烂的梦境，真话也许要生得丑陋一点、粗糙一些，但是这种真话的力量、真话的美却是任何虚假所无法比拟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之所以受到国人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说了真话。正如长流先生所言：“我们宁受真实的痛苦，也不需要那种虚假的幸福，痛苦也能使人感到真实的存在，而虚假令人感到的只是迷惘恍惚空虚和厌恶，以及受骗以后的那种烦恼。” 是啊，真话从不奢望鲜花和笑容迎接它，因为自私胆怯的人害怕真话，心怀鬼胎的人躲避真话，油滑世故的人蔑视真话。为“大师”抑或为官者，若要听到真话，除了放下架子而外，还应当去做些什么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