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应对ＷＴＯ的挑战，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关键。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久拖不决，路子会越走越窄。中央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就是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目前已是共识。但问题是往哪里转？有些同志认为应发展大中城市，因为投入产出比更高一些，经济上更划得来。如果是单笔算账，这是对的。但总体看，还有一个合理布局的问题。大中城市的确需要发展，但众多的小城镇同样不可或缺。有大有小，分布合理，才能形成“众星捧月”之势。何况我们底子薄，基础差，一下子上很多大城市，也不太现实。再说大城市“门槛”太高，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挣不了三千、五千，如果到北京来买房，恐怕连一平米都买不了。钱只是一个方面，即使大家都有能力在城里买房，也不能都往大都市里挤。最近有消息说，一年３６５天，上海人满打满算只能呼吸２２天的新鲜空气，污染太严重。这就是“城市病”，一旦染上，想解决都不容易。相比之下，发展小城镇可能更有“群众基础”，因为进入成本低一些，可以多搞一点，不会像大城市那样形成过重的人口压力。 国家出台的《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全面放开了农民向小城镇转移的户籍限制。这是个重大进展，对发展小城镇会是个不小的促进。但小城镇真要把人口聚集起来，必须得有产业才行。让农民来了有事可做，比种田赚得多，他们才有可能在城镇中定居下来。现在有些地方，一说建设小城镇，把乡政府的牌子摘下来，好像改了个名称，就实现了城市化。其实远非如此。连古人都知道，城镇是和商业联系在一起的；商人多了，各自找到固定的地点，久而久之成为店铺；店铺很多，在道路的两侧，中间称之为“街”，街连街就是镇。这个解释，只考虑商业，因此不一定全面，但里面蕴含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兴镇先兴业。只有工商业发达了，才能吸纳人口，聚集资源，城镇才有奔头。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很能说明问题。短短２０年，在４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涌现出中山、东莞等２０多个城市、近５００个小城镇。常驻人口增加了３倍，不仅安置了当地的农民，还吸纳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反观个别地方，不是在以业兴镇上下功夫，而是浮在面上，盲目跟风，乱上规模。有的甚至不惜动用强力手段，逼迫农民把好好的房子扒掉，统一到镇上去建房。结果还是留不住人，唱了“空城计”。农民在镇上没法生活，到头来还得返回村里，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劳民伤财、贻害不浅。 小城镇要有大发展，但必须做好规划，不能“刮风”。这些年，小城镇一哄而起，遍地开花，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很大的浪费。你建医院我也建医院，那边弄一套供水系统，这边还得来一套。大家都搞“小而全”，结果谁都吃不饱肚子，更上不了档次。垃圾、污水没法处理，基础设施上不去，“进门绣花鞋，出门穿雨鞋，死人抬不出，活人进不来”。这种状况不改变，肯定会影响小城镇的长远发展。 搞城市建设，不同于搭积木。一旦建成，即使失误很大，也不好推倒重来。因此规划很重要，但做好了也不容易。这里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行政干预太多。李瑞环同志讲：搞建筑的最怕碰上不懂、主观、有权的领导。不懂不可怕，不懂、不听别人的意见才可怕；不懂、不听意见，但说了不算也无大害；最可怕的是那些不懂、主观加上有权“三位一体”的人，其破坏性常常是无可弥补的。 发展小城镇，管理是个大问题。虽说农村的生产是相对封闭的，但生活却是开放的。农民家庭没有秘密，哪家夫妻吵架、婆媳拌嘴，四邻都听得见。这是个熟人社会，情况好掌握，管理起来也比较容易。即使一下子不到位，还有风俗习惯、家族传统做屏障。可城镇就不同了，人口多了，人头复杂了，彼此之间不一定熟悉，管理就成了一门大学问。什么是城市文明？抛开物质条件这一面，不过是适合于城市生活的一系列规则。如果规则及时建立起来，执行得好，可以更新居民的观念，提高文明水平，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发展。但如果管理不好，放了羊，那问题可就大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