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上海新批评文丛”座谈会上，有关专家不约而同地呼吁：文艺评论要讲真话。（见１２月１３日《文学报》）
时下，评论界确乎存在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会上讲和会下讲的不一样，会下讲的和发表的文章不一样，两者间有很大距离。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差，还不就是因为有人碍于情面抑或怕得罪人么？ 设身处地替评论者而想，倒也难怪他们。可不是？一旦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讲了出来、写了出来——好处言好，差处说差。说好，在人家看来，似是应该的；说差，那还了得？这不是给别人脸上抹黑，以至扒他们的脸皮吗？自己今天若是讲了真话，今后人家岂肯放过自己？ 文艺评论，不仅是为增强读者、观众的文艺欣赏能力服务的，而且也是为提高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和表演水平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评论自须道真情、说真话，该有棱有角，敢于揭示真理。否则，一味媚俗，一味讨好，大家看不到评论者在赞成什么、批评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如坠五里雾中，这样的文艺评论不是太低级趣味了么？又有什么意义呢？ 任何一部文艺作品，不论是创作还是表演，有成功之处，但也会有缺憾之所。评论一部作品的正确态度，应该实话实说，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好的，指出不足的。特别是针对欠缺之处，更须一针见血，有的放矢。对被评论者而言，则应虚怀若谷，洗耳恭听，并善于从别人善意的真心的批评中找问题、析原因、寻对策，使自己在付出了代价之后得到另一种意义上的补偿。忆起１９３０年初，戏剧家阳翰笙请茅盾为自己的长篇小说《地泉》再版作序。茅盾直言不讳地说：“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成的，要我作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它。”阳翰笙笑了笑说：“批评也是好的。”后来，茅盾在序中果然作了极其尖锐的批评，以至称“从总体上看，是一部很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作品。”《地泉》再版时，阳翰笙竟一字不改地将这篇文章印在了里面。在文艺界，如果评论一方能够像茅盾那样耿直刚烈、堂堂正正，敢于直言；被评论一方能够像阳翰笙一样宽宏雅量、心胸豁达，乐于纳谏，则何愁文艺评论不能形成讲真话的浓浓氛围？ 说真话，或许会付出暂时的一定的代价，然而唯有说真话，才能固守文艺评论的神圣园地。一个真正的文艺评论者，必是真实的化身，其满身必然具备远远超拔于世俗的成熟、肝胆和智慧，他们献给人们最宝贵的财富必是那颠扑不破的真话，他们以真实的品格作出最真实的评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说真话的评论者其满腔真挚、热忱，又何以不能打动人，让人胸中块垒轰就冰释？ 更须一提的是，说假话能否得逞，关键在在于是否有人听、有人信。对假话连篇的文艺评论，如果我们的领导“上不好之”，我们的媒体群起封杀之，我们的观众口诛笔伐之，那么假话又怎站得住脚？ 二十一世纪，我们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大时代，大时代需要出大作品，大作品呼唤大评论，大评论须讲大实话、大真话。诚如斯，则文艺事业必呈勃勃发展之势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