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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 江 周 末


长挟风云自卷舒

——记农民作家阮嘉明

尚虞人

      

一个仅仅只有高小毕业文化的农民,30多年来竟先后在《民间文学》、《故事会》、《山海经》、《今古传奇》、《新聊斋》等30余家国家级和省级报刊发表传奇故事300余篇,计100多万字。他搜集的《包公审鸡案》被编入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材《民间文学作品选》,他创作并发表在《新民晚报》“市井故事”栏上的《镇长吃鳖》荣获浙江省文化厅组织的文学竞赛二等奖,他创作的《此案难判》还获得了首届中国新故事大赛三等奖。

初见阮嘉明,他可完全不像种田的农民,他白皙,微胖。然而,他谦和,平静,绝没有那咄咄逼人之气和看上去莫测高深之势,他骨子底里终究浸淫着农民的那份难能可贵的厚道、淳朴。

打开他的作品集,忽如阵阵电闪雷鸣,夹风卷雨,带着巨大的轰响,瞬息间就把我整个身子和全部心灵占有了。这种感觉真是无法描述,更无法与眼前这位农民作家阮嘉明连在一起。在阮嘉明笔下,那一个个故事写得像一串串如珠如玉似的诗,或如花之一瓣,草之一叶,在星光底下闪烁——若不是源于对文学的痴迷,源于对用文字燃烧人的心灵的热情,则何以磨砺叩击出这“金玉章”呢?我很清楚,我遇到了奇才。

1941年12月5日,阮嘉明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崧厦镇勤联村一户普通农民家庭。阮嘉明的降生,似乎给家人带来了福音。原来,其在娘胎之时,父亲患了大病,村里人说:“铁船过海难活命。”意思是说,父子两人命难保。结果,阮嘉明顺利生产,继而其父也大病痊愈。

其时,勤联村,是一个出了名的贫困村,而以种稻、种玉米,且以纺纱、织布为生计的阮氏一家,其生活的困顿亦可想而知。令阮嘉明记忆犹新的是,当年上小学时,不管春夏秋冬,只要碰逢天下雨,他便会毫不犹豫地脱下布鞋,光着脚丫跑回家去。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让父母们少做一双鞋,节省一点钱。

课余和节假日,阮嘉明自成了父母纺纱织布的好帮手。可孩提时的阮嘉明因为玩性太重,绕纱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为了攫住儿子的心,父亲便给他讲述一个又一个流传在绍兴、上虞一带与徐文长、唐伯虎、祝枝山等人物相关的生动有趣的民间传奇故事。渐渐的,阮嘉明还喜欢上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儒林外史》、《东周列国志》等古典文学名著。

这书里书外一个个传奇故事,不仅早早地开化了阮嘉明甄别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心地,而且亦令阮嘉明满腹故事,并有了逢同学便讲的冲动。而一次讲故事作文得满分的幸遇,竟令阮嘉明与创作有了挥之不散的情韵。

当以优异成绩跨出小学门槛的时候,阮嘉明便面对着人生的十字路口:是继续自己的学业抑或弃学种田自食其力?几个晚上,阮嘉明辗转反侧,夜不能眠,他想到了父母支撑全家生活的艰辛,想到了3个弟妹对读书的渴求……

虽说,阮嘉明辍了学,可读书钻研的劲头却未曾懈怠。从田地里干活回来,每每他总是独居一室,啃读《聊斋志异》。毕竟只有高小文化程度,许多冷僻字他不识得,为解其意,他便从书中一个个摘出,并耐心查阅四角号码字典。当字典差不多被阮嘉明翻破之时,《聊斋志异》亦被他读了个烂熟。

阮嘉明的记性,自是出奇得好。虽说不是过目能诵,但只要匆匆看上两遍,—些繁杂的数字、复杂的故事情节,他都能一一道来,可不,其时村里人还专门当场考过他哩!是啊,要不是阮嘉明有这绝活,这么多千奇百怪的故事装在肚子里不就早“一锅烂”而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么?

听故事、看故事、记故事自成了阮嘉明生活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夜雨秋灯,手不释卷,饮一杯浊酒,啜一盅酽茶,阮嘉明藉以安抚胸中不平之气,好不优游自在,其乐融融!渐渐的,他觉得自己对民间故事有了一种融入,一种扎根感,感到那种已被自己抓牢了社会泥土的踏实与安定。尽管自己是一棵小草,却随时拥有不论怎么猛烈的暴风雨都无法将自己拔根而起的强大预感。

许许多多个无穷无尽日子的磨合后,一番番的沧海桑田将太多的斑驳叠印在一起,成了一道扑面而来的异地风景。阮嘉明从咀嚼人生里懂得了人生,也开始筹划经营人生、超越人生。

见田里的活,家里人干得过来,经与父母商量,阮嘉明到一所会计学校参加培训。培训结束,他先被余姚县大山村聘为主办会计,后又到了余姚一家镇办企业当会计。在企业,职工们可喜欢这位会计了,休闲时刻大伙儿总能听到他如数家珍、娓娓动听的传奇故事。在笑声盈盈里,职工们始抖落疲劳,享受轻松一刻。自然,阮嘉明也没忘了从职工肚里掏故事。

阮嘉明的口才,引起了企业领导的关注。为了发挥阮嘉明的特长,厂长找他谈话,让他担任供销员。阮嘉明二话没说,第二天就背起了行囊。厂长是没看走眼,阮嘉明果然干得风风火火、漂漂亮亮。而在走遍千山万水的同时,阮嘉明亦走街穿巷有意识地搜集民间故事、奇闻趣事。“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无论走到哪里,阮嘉明怀里总是揣着笔记本。从上面几乎看不出什么,但他时常记上几笔,记下一些符号——这些符号只有经过他的目光,才显出真正的意思来,比如细节,比如情节。

除了讲故事,萌动着曾经成功的点点“心火”,阮嘉明跃跃欲试,竟动笔搞起了创作。然而,创作的路并不平直,阮嘉明曾经坦言,当初他走的是小说创作之路。他有过色彩斑斓的梦幻——创作几部中、长篇小说,他这样想过,也这样做过。可当连续几次遭退稿以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创作定位。“我何不利用自己肚子里的故事,搞点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创作呢?”久久的闭门思过,终令阮嘉明从死胡同里走将出来,返回属于自己的那片阳光明媚的“故事林”。

1983年的春天,是令阮嘉明最难以忘怀的时日——当自己的处女作《陈天师查皇印》在3月号《宁波文艺》上发表时,他兴奋得一夜合不拢眼。看来,民间文学创作之路是走对了。自此以后,阮嘉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10多年里,阮嘉明从余姚到绍兴,从做会计到跑供销,一直干到分管业务的副厂长,他不可谓不恪尽职守。然而,有道是“一人难骑两匹马”,在对民间文学倾注越来越多的爱恋之时,他郑重其事地向企业领导递交了从企业“撤退”,全身心投入创作的申请报告。善解人意的厂长,没有暴跳如雷,没有冷讽热嘲,一言“人各有志,愿你梦想成真”令阮嘉明刹地觉得似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告别企业回家,对阮嘉明而言,自有了充裕的创作时间。然而,放弃优厚的待遇和可观的收入,不也意味着自己给自己“断奶”?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琐碎上,这是一味舌尖舐触到了的苦涩,它带给阮嘉明的每一丝儿尴尬都直截了当地向他点明主题:你后悔吗?对自断后路的阮嘉明来说,其实早已横下一条心——为了心爱的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创作,名誉、金钱皆可抛。阮嘉明的物质生活是清苦的,然而,其精神生活却是富足的。“不采 花即自由”’“不采 花”,不受物质的役使,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并以自由的身躯投射自由的心向,这是不是阮嘉明的人生境界呢?

天长日久,阮嘉明还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习惯。每天凌晨3点钟,当家人酣睡之时,他便一骨碌地起床,埋头写作,直到中午。不过,他也有破例的时候,当文思枯竭之时,他便不惜弃笔外出,去曹娥江观潮起潮落,到田野看稻浪翻滚,在不经意间去捕捉灼灼灵感。而一俟神思疾驰,他即匆匆赶回家去——在喜不自禁、意气朗朗里,阮嘉明左右逢源、一挥而就。

阮嘉明的眼睛有点像尼采,还有茨威格,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眼睛有关于神明,他们的眼神总能放射出特有的光芒。阮嘉明的眼中也时常有这种光芒,这光芒便是阮嘉明陷于十分专注的出神状态的时候才出现的。对一般人来说,这种状态难得出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阮嘉明,却是经常出现的。在演绎传奇故事的世界里,阮嘉明当仁不让地以对象的主宰自居,认为自己的心灵足以权衡制裁一切,于是高视阔步,目无余子,一空依傍,独出心裁。

阮嘉明写的民间故事,既重历史题材、传统题材,亦努力应对现实生活,并不疏离人民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积极地审视社会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使作品既有通俗化、传奇性,又有现实性。他在叙述一个个曲折生动、悬念丛生、扑朔迷离、能抓住读者吸引读者的精彩故事的同时,兼及人物命运遭遇的描写,善于刻画人物的性格和揭示人物的感情世界。特别是对人物之间冲突的处理,让人觉得其既是外在的打斗,又有意志的较量,心灵的熬煎,良心的试炼,从而发掘出卑微中的崇高,屈辱中的尊严。文如其人,是啊,阮嘉明那悲天悯人的沉郁内质,是十分易于在热血激情、狂飙突进的同时吐纳理性分析的精神气度的。正是通过这种精神气度,阮嘉明得以守住故事之理的核心,把握层层推进的情节逻辑,让人顿然醒豁,拍案叫绝!他发表在《故事大观》(见1997年第11期)上的《点子公司》,写点子公司为一个追求女编辑的大款出点子,让他花钱买文章发表出名,以此获得女编辑的芳心。尽管点子公司的点子一度生效,但最后还是失灵。金点子变成了歪点子,作品以讽刺的手法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人有自己的行为规则,就如同商场有自己的规则。用商场需要赢利的规则处理人际间的婚恋关系,这种点子无论怎么多、怎么巧妙,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丑恶的,失败的。
阮嘉明的300多篇作品,确可“鸟瞰”,看它百川归海,源出一流;也确可以“凝睇”,看它句句锦绣,发自心底。而每文深处,令人如闻暮鼓晨钟,发人猛省;如入桃花源里,别有天地。然而,作品的好坏,评判权尽在读者。山西《民间传奇故事》主编刘琦先生在一次讲话中曾经提到有3位作者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中就有阮嘉明。

每年以10万字故事作品见诸报刊的阮嘉明,其声名远播, 自不待言。接受约稿,亦无疑成了他日常创作生活的一部分。新千年,他应上海百家出版社之邀,为通俗文学丛书撰写其中一部26万字的《狐仙》。面对只有短短两个月的创作时间,且又值大暑天,不要说家人傻了眼,连阮嘉明自己亦犯了难。然而,阮嘉明咬一咬牙,到底还是应诺了下来。那段时日,阮嘉明忙得可谓不亦乐乎。白天,他忙着找资料、构思,夜晚则奋笔疾书。一旦臻于故事情境,蚊子叮咬、汗流浃背,又哪里顾得上呢?通宵达旦的创作,阮嘉明的身子一下掉了好几斤肉,连握笔的手指都起了厚厚一层茧,这不,至今还发着酸痛哩!就凭着这么一股傻冒劲,不到两个月时间,《狐仙》一书以既沿承古籍,又大量发挥和多角度延伸,融冷峻的历史、炙热的情感于明快、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字之中的鲜明特色,提前送到了出版社。接读书稿,编辑自是感奋不已,并连声赞曰:“你不愧是快手、高手!”

在文学史上,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这些都起源于民间,应当属于当时的通俗文学。然而,历经时代的发展和文学的流变,它们都先后成了文学的经典。是啊,民间文学也好,通俗文学也罢,它们必须创造出富有个性的艺术境界,并在雅与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借纯正文学之“石”来攻通俗文学之“玉”,令新创作出来的作品能够向着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交叉点的方向发展,同时又具备明显的通俗文学的特点,从而建立起雅俗共赏的艺术天地,令其步入文学艺术的大雅之堂。这便是阮嘉明深邃的思考与执着的追求。

回首攀登的路,脚印像—条长长的缎带,在陡峭的山坡上划下一条起伏有致的曲线。脚印有深有浅:浅处,脚印飞掠而过,透着几分轻快潇洒;深处,留下坑凹,是喘息歇脚的地方,透着几分艰辛劳累。阮嘉明把自己的脚印看得是如此清楚,这般真切。然而,几十年来阮嘉明一直告诫自己:脚印只能永远留在后面。

在民间文学、通俗文学被一些人视为“不争气的文学”、“没有出息的文学”的今天,面对并不茂盛且不失沉滞的这块文学园地,兼以多急功近利的时代,竟还有这样一位视文学为宗教的苦行僧,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亦不能不令人叹服文学的魅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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