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立杨先生以极其精辟隽永之语概括几位名家的读书，言鲁迅“弥漫开放，精骛八极，而善于收束聚集”，说钱钟书“精锐挺进，浩瀚渊深”，论董桥“如攻城掠地，速战速决，而建设还要超过攻掠”，道李敖“姿态罕见之开放，如硕大公园，推倒围墙，吸纳周遭风光，而自有中心”。
独辟蹊径，各尽机巧，名家们从从容容把书读好，何以不撩人心绪？收束名家读书之精华，惟“得法”乎中而已。 清代大学者唐彪读书时，通常将书分为“五类”，即“当读之书、当看之书、当熟读之书、当再三细读之书、当备以资考之书”，也有学者提出“四别”，即“目治之书、口治之书、必治之书、手治之书”，当今学者则提出书可分为“四种”，即“可读之书、可翻之书、可备之书、可扔之书”。虽说古今学者表述有一定差异，但多有相通之处，且始终传递着一脉相承的答案：书，当分类而读。据说，古时有人发誓读遍天下书，而今恐怕连翻遍天下书也成了天方夜谭。书海茫茫，我们自须因书而宜，用有限的精力读紧要的书。否则，见书就读，良莠不分，祸害至矣！而一味贪多，囫囵吞枣，则“己之昏昏”怎“使人昭昭”？ 书籍自有其生命，惟有读书人身移心入，才能与之共思共语，与书中人物同欢笑同洒泪，或拍案叫绝，或喟然长叹，或沧然涕下。有人曾把读书喻作听雨，并引一首《虞美人》来比拟：“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读书好似“听雨僧庐下”，而一旦读到这个份上，必韵味盎然，境界全出。不是吗？此时此刻，书因人而生动、鲜活，人因书而淡泊、宁静，掩卷深思，“把思想扛在自己的肩上”，随着智慧之门豁然洞开，读书人心如春雨秋水，荡涤浮躁的尘埃，悠然进入天人合一的忘我境地。 读书，需要时间。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均等的。有没有时间读书，只取决于读书人自己。一个天天喊忙，言“无时间读书”的人，一个不愿读书、不屑读书的人，即便有闲心闲空，也是决计不会与读书沾边的。无论再忙，还有谁能比毛泽东更忙？一个要思考整个民族命运、革命时期个人生命没有任何保证、建设时期又要解决几亿人吃饭问题的领袖，尚且能够挤时间博览群书，何况吾辈！其实，一个真心想读书的人，时间总是能够被挤出来的。挤时间“亦无他”，“唯手熟耳”——既“见缝插针”，又“见针插缝”。此作何解？前者当指“在别人读书的时候你也读书”，后者当释“在别人不读书的时候你仍然读书”。 读书，需要姿态、悟性、精气。当读书人在分类的“跑道”上，在思想的“楼道”中，在时间的“隧道”里，完成一次又一次“文化苦旅”，“就这样把书读好”的时候，是否可以毫无愧色地对自己说“我很充实，我很快乐”了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