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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舜文化 YuShun WenHua | |
＊＊＊ 虞 舜 文 化 ＊＊＊ ※ 11月21日—30日要目 ※ ◎ 前期回顾◎ 熟悉又陌生的“赛跑” (2001年11月28日）
熟悉又陌生的“赛跑” 陈荣力 两年前，回故乡上虞小憩的艾伟，曾向我讲述关于一个江南小村一匹马的故事和围绕这匹马所演绎的一些传奇，那时艾伟将这些故事取名为《越野赛跑》。今年１０月，当读了艾伟赠送的长篇新著《越野赛跑》（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第一版）后，我才恍然醒悟，两年前那些故事对我来说仅仅只是传奇，而对艾伟则早已孕养着一场思想的风暴和创作的嬗变。 先听听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聂震宁对《越野赛跑》的评价：“《越野赛跑》是人文社２００１年的重点出版物。这部作品汇集着异常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纠结着一位敏感作家对于我们民族的精神历程和现实生存状态的锐敏的关注和深切的关怀。艾伟采取平静而自信、间离而透彻本质的叙述方式，他创造的现实——童话模式的小说世界，他编辑的大量有意味、有实感的小说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习以为常的生活中令人惊骇的深处。《越野赛跑》不仅是艾伟至今最好的小说作品，也堪称近几年来我国当代长篇小说新作中的优秀之作”。 作为“浙江省现实主义精品工程”之一的《越野赛跑》，是一部有着孩子式的想像和放纵的小说。小说围绕一个现实的村庄，一个和村庄相对应的想像世界——天柱，一匹军队留下的白马而展开。其中，天柱代表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景观，那是一切奇迹的源头，更是灵魂的自由栖息之所；现实的村庄演绎着１９６５年以来我们的生活变迁；白马则联系着现实世界和想像世界。小说跨越三十年时间，讲述了政治年代和经济年代人们的生存境况。在《越野赛跑》中，艾伟赋予生活以超现实的幻想、变形和夸张，使小说世界呈现出某种神话色彩，在人们的一路“奔跑”中，人类的智慧、愚蠢、欲望、激情和创造力以惊人的方式呈现，就像一场没有方向的“越野赛跑”。 作为艾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和以往的作品不同，读《越野赛跑》自始至终慑服和引领我们的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认知和感召。这种熟悉又陌生的认知和感召，如一个磁场牢牢吸附着你，使你神系魂投难以逃离；它更似一条深不可测充满张力的河流，激荡起触目惊心振聋发聩的浪涛，涌动着心领神会暗滋潜长的波澜。 首先是场景。在《越野赛跑》中，那个现实的村庄，那个东面有山、西边有江，江上没有桥，被一条机耕路一分为二的安静的南方的村庄是我们所熟悉的；而那个想像中的世界，那个有各种各样的蝴蝶、有无数的昆虫，藤蔓的叶子大的惊人，原始、虚幻叫天柱的地方则是我们所陌生的。其次是人物。经济年代中那个偶尔发财但最后终于什么都失去了的冯步年是我们所熟悉的；而政治年代中那个大智若愚四肢着地像马一样活着的冯步年则又是我们所陌生的。政治年代里身体饱满智商不高热爱生活的小荷花是我们所熟悉的；而经济年代里“睡了二十年，一觉醒来变成了十三点”的小荷花却又是我们所陌生的。守仁、老金法、常华、黄胖、屁瘦等等是我们所熟悉的；步青、花腔、冯小虎、小香香、冯爱国等等是我们所陌生的。第三是情节。步年和马、小荷花和步年、守仁和步年、常华和守仁和冯小虎、步年和城里女人等等情节是我们所熟悉的；而人和马的多次赛跑、想像世界里天柱和小荷花的生活、步年和步青、马儿的发情以及小村突然繁荣成镇子等等情节又都是我们所陌生的。第四是文本语言。艾伟惯于寓言式的风格，长于象征隐喻，以孩子的视角作快乐幽默的调侃是我们所熟悉的；而《越野赛跑》中有点傻呆的语言特质，热闹放纵的叙述中蕴含着强烈的反讽意味和文本深处隐藏着的尖刻或善意的笑声，则无疑是我们所陌生的。 需说明的是，我之所以将这种熟悉又陌生的认知和感召作如此的分纳，完全是因为对《越野赛跑》理解的粗浅和表达的障碍。其实这种熟悉又陌生的认知和感召，在《越野赛跑》中更似两株不分彼此难辨你我的藤蔓，紧紧纠缠在一起交织在一起。无论场景、人物、情节、文本语言抑或其他更多，当我们认知到陌生的时候，我们往往也感召到了熟悉；当我们感召到熟悉的时候，我们恰恰开始了对更多陌生的认知。或者说这种熟悉又陌生的认知和感召，并非能用传统和现代、现实和虚伪、明白和诡诘、经验和蒙蔽等等所能诠释，所能消解，所能把握，所能构建。也正是有了这种熟悉又陌生的认知和感召，有了这种熟悉、陌生的矛盾和融合，冲突和纠结，使我们能够大致触摸到了《越野赛跑》所蕴含的独特的艺术品质。那就是在自由、灵动、潇洒的大写意的同时，并蓄着一种严竣、深刻、新奇的写实；在饱含着象征、隐喻的喧哗和骚动中，更蕴藏着一种尖刻、锋利的反讽和拷问。 记得艾伟在刚获得浙江省首届青年文学之星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写作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由熟悉而陌生，再由陌生而熟悉，如此循环上升的过程，便是艾伟的写作长跑中留下的一个个坚实的脚印。而这些脚印的每一步延伸，除了智慧、除了天赋，更得益于思考和阅读，得益于创造和探索。我想，这也是阅读《越野赛跑》的另一个愉快之处。 （艾伟：１９６６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市，１９８８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供职宁波《文学港》杂志社，系浙江文学院合同制作家。九十年代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已发表作品７０余万字，出版有小说集《乡村电影》等，１９９８年获“浙江省首届青年文学之星”。）
过 门 陈永林 日头已爬上窗了，可木子还在睡觉。木子的娘用劲推木子，懒鬼，还不起床？木子嘟哝着，让我多睡会儿。娘就扯木子的耳朵，说待会儿，梅梅就来过门。到时见你还睡在床上，不吓跑才怪。木子心里说，吓跑了更好。可木子不敢说出嘴，怕惹娘生气。木子就磨磨蹭蹭起了床。木子洗嗽好，娘说，你快把你房间整理下。木子说，有啥整理的？娘说，被子该叠叠，房里的书乱七八糟的乱扔，该捡好。 木子进了房，坐在床上发愣。按理今天是他的大喜日子，该高兴才是。可木子脸上没点喜气。他见过梅梅，没有脸热心跳的感觉。梅梅太普通了。木子心里的女人决不是这样子的，木子就不同意。娘对木子一顿好训，梅梅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以为自己有啥了不起。你整天写那些狗屁小说有屁用！既当不得衣服穿又当不得饭吃。你该拿镜子照照自己……凭娘怎么说，木子就不同意。后来母亲扑嗵一声朝木子跪下了。木子的泪水掉下来了，木子忙搀扶起娘，娘，我听你的就是。木子的爹死得早，娘没改嫁，既当爹又当娘把木子拉扯大了。娘吃的苦，几十个谷箩都装不下。木子想他今后有出息了，准好好孝顺母亲，木子就拼命地写小说，想靠写小说有出息。可是木子写了几年，仅在市报上发表了几篇小说。唉，木子就叹气，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今天梅梅来家过门。一过完门，梅梅就可以说是他女人了。在这儿，过门指女方第一次进男方家的门。过门时，男方要给女方一笔过门费。女方对男方家人的称呼全得在过门时改口。女方以前叫男方父亲为姨父，叫男方母亲为姨娘，过门时得改口叫公公、婆婆。过完门，女方就是男方家的人了。 木子正胡思乱想时，娘叫他，木子，梅梅来了，快拿爆竹来放。木子就燃了爆竹。噼哩叭啦的爆竹声引来许多看梅梅的村人。梅梅就笑吟吟地给男人敬烟，给小孩和女人撒糖。木子很烦这些礼节，又躲进房里去了。娘随后进来了，说，木子，娘求求你了，今天高兴点，别让梅梅生气。娘不会看错眼，梅梅是个好女人，你找上她，不会亏。娘说这些话时眼里有了泪。木子的心里又酸酸的。木子跟娘出了门。 吃面条时，梅梅见木子的娘碗里没鸡蛋，就把自己碗里的鸡蛋往木子的娘碗里拨。娘说，你自己吃。一躲，鸡蛋就摔在地上。梅梅忙捡起地上的鸡蛋，去盛水洗。木子的娘忙说，我来，我来。梅梅说，娘，你歇着，我自己来。梅梅的嘴很甜，叫娘叫得极亲昵。木子的娘欢欢地笑了。 吃完面条，娘就炒菜。菜在昨天就预备好了，该洗的已洗了，该切的已切了。娘炒菜时，木子坐在那烧火。 菜很快端上桌。菜很丰盛，一张大圆桌都摆不下了。梅梅说，娘，别再弄了，弄多了吃不完。 木子的娘和木子收拾饭桌时，梅梅也帮着把没吃完的菜放进厨房里的碗柜里。木子的娘不要梅梅干，可梅梅不听。梅梅端最后一碗菜去厨房时，木子要拿抹布，也去了厨房。 木子见梅梅从盘子里夹起一条鸡腿往手里的薄膜油纸袋里放。木子惊呆了，此时梅梅也见到了木子，梅梅啊地一声惊叫，手里装有鸡腿的油纸袋也掉在地上。木子狠狠瞪了眼梅梅，冷冷哼一声，转身就走。梅梅喊，木子，别走。木子立住了，梅梅说，木子，这事你千万别告诉娘。梅梅的声音哽咽了，我，我太贱！……我娘一辈子没吃过鸡腿，我想带回家给我娘吃。我家穷，只有过年时才杀只鸡，那鸡腿娘总夹给我和弟弟吃。我夹回给她，她还生气，我，我，……梅梅已是一脸的泪水。木子的心也痉挛地抖起来，眼也发涩。木子捡起地上的薄膜油纸袋，又往里放兔子肉、牛肉、墨鱼，袋子装不下了，木子才递给梅梅。木子看梅梅的目光里荡着理解而温柔的笑意。 两天后，木子去菜市场买了１０只鸡腿去了梅梅家。 婚后，木子同梅梅很恩爱。 后来，木子写小说出了名，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女孩给木子写那种火一样烫的情信，可木子一点也不心动，木子心里只装着梅梅。
答 题 金意峰 我忘了我俩是怎么好上的，好像是因为彭丽时常把她口袋里的一些果脯匀一点给我吃，作为回报，我把自己的笔记本、钢笔等送给她，这样就导致她把更多的零食藏在口袋里，后来有一天我俩忽然就走在一起散步了。 我这么说并不是想挖苦彭丽的嘴，我只是想说任何事的发生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 我和彭丽好的时候正是我为学生伤透脑筋的时候。我俩散步时的谈话内容有一大半与之相关。每一次我都忧心忡忡地提起这件事，彭丽却一个劲地笑我。她说学校里谁不知道这一届学生的学习底子差？她还说你只要尽了你的力量，别的就什么也不要管了。再说，她眨眨眼补充道，还有我老爸呢，你急什么呀？ 我当然知道，彭丽的老爸是我们的校长。问题是，我相信我有能力把学生们的学习情绪调动起来。 所以我就在我所能做的范围内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 每堂课我都会准备几道题，让学生们同时上来在黑板上演算。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他们完成后我没让他们马上下去。我挨个地分析每一道题，答得对的我就微笑地点点头，当众赞扬几句；答得不对的，我叫其他学生上来重新演算，然后我就告诉那个答错的学生为什么答错的原因。起先，学生们对这种做法好像很不适应，他们总是显得很紧张，唯恐因为答错题而丢了面子。但是渐渐地， 他们变得踊跃起来，因为我告诉他们，面子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做好一件事比什么都重要。 可是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那一次是在教四则混合运算的时候。我叫上黑板前答题的五位学生都圆满完成了，只有吴强抓耳挠腮的答不出来，他不停地扭动屁股往身后东张西望好像是在盼救兵。我让徐军上来帮他。可是等了半天，徐军低着头就是不肯上来。我有点生气，明显提高了嗓门，这样他才磨磨蹭蹭地上来了。看得出徐军似乎很不乐意帮吴强的忙。在答题过程中他的嘴始终噘着。在另一边，吴强也采取了一种傲然的神态冷眼旁观。徐军完成后我对吴强说，你看，徐军答得很不错。哪知道吴强哼了一声说，他有什么了不起，他爸还不是我爸手下的一条狗？我愣了一下，我说，吴强同学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你们都是同学啊。吴强说，你问他好了，他爸是不是我爸手下的一条狗？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直沉默不语的徐军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起来，他突然嗷地一声冲上前，和吴强扭打在了一起。 事后，我才知道，吴强和徐军平时闹得很僵，都互不理睬。而且徐军的父亲确实在吴强父亲的手下干活。据其他学生说，徐军早就想替他父亲出口气了，这次终于逮住了机会。 那天是校长亲自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的。他是个大胖子，平时和蔼可亲，喜欢每天清晨在校园的跑道上慢跑三圈。那天他的神情微微有些紧张。一落座就厉声问，这个打人的学生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徐军。校长说，这个学生的行为太恶劣了，简直无法无天。我犹豫了一下说，主要是有个学生先骂了人，他才动手的。校长怪异地看着我说，你怎么帮这种人说话？我说我不是帮他，我只是在陈述事实。校长迟疑了一下说，刚才吴强的父亲打来电话，说一定要向学校讨个说法。你是这个班的班主任，这样吧，你写份证明材料，把那个学生开除了。我愣住了，有点不相信地问，就这么简单？校长说，那么你想怎么样？我说我不想怎么样，但我也不能写这份材料。校长沉吟片刻说，真的不写吗？我说我已经说了，我不会写的。校长说，那好，年轻人，你要为你的话负责。 我走出校长办公室不久，彭丽就急匆匆地来找我。一见面，她就不高兴地说，你傻了吗？你怎么会让徐军替吴强答题的？你不知道徐军的父亲只是吴强父亲手下的一名普通职工吗？我说我知道，我说我更知道徐军和吴强都是一个班的学生，而且与他们父亲的职位高低无关。彭丽更生气了，她说你该知道，学校教学楼的新建工程是由吴强的父亲捐资赞助的，这比什么都重要。我说这说明不了问题，事实是摆在那里的。彭丽听了就明显有些失望，她丢下一句“你真是不可救药”就跺跺脚走了。 这件事的最终结果是徐军自动退了学，而我也被学校严重处分，这使我的心情郁闷了好几天，我曾经去找过彭丽，但找不到她的踪影，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意避开我，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怪她。我依然习惯去学校附近的那条林荫路散步，那是我和彭丽以前经常去的地方。有一次，就是在那儿，我意外地看见徐军和他的父亲站在林荫尽头，系着白围裙，守着一个热气腾腾的馒头摊儿。他们父子俩一前一后吆喝的声音时而苍凉时而稚嫩。我不想让他们发现，就悄悄地往回走开了。
追求什么样的“时尚” 周易 时下，在一部分领导干部当中，追求高档化似乎成了一种“时尚”。不是吗？有人出差住高档宾馆，请客在高档饭店，坐的是高档进口汽车。即便是盖办公大楼，也是惟高档是求，里里外外的装潢大给人以豪华奢侈之感。 出差住简陋的招待所，吃饭由自己掏钱，买票坐普通客车，破旧的办公大楼几十年不变，而今在有些人看来，约是称不上什么“时尚”的。经济发展了，适当提高一点待遇，改善一些工作生活条件，自是需要的，亦无可厚非。然而，为领导干部者若要追求什么高档的豪华的“时尚”东西，老百姓心里会怎么想，我们与老百姓的感情距离又有多远呢？ 其实，一些领导干部追求“时尚”是假，追求享乐才是真。在追求“时尚”的这部分领导干部看来， 当官就是为了图快活、图享受。而一旦听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东西在头脑中泛滥，久而久之，后果自是不堪设想。有一位“老革命”因为享乐思想作祟，因而看到别人挥金如土他眼红，看到别人宝马轻裘他羡慕，看到别人倚红偎绿他心动，有一天自己也终于加入了这“时尚”的队伍，晚节不保而成了阶下囚。 虽说“时尚”并不是什么坏东西，但为领导干部者也不是任何“时尚”都可以追求的。须知道，这种以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为前提的“时尚”，以损害自我人格、亵渎自我形象为结果的所谓时尚，是我们领导干部所应该追求的么？ 江总书记曾经指出：“一个干部或党员蜕化变质，往往是从思想上的蜕化变质开始的。”是的，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都在乘机而入；我国历史上剥削阶级的官僚作风、权钱交易，以及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也沉渣泛起，这不能不说是一些领导干部享乐主义思想抬头的一大原因。然而，有道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够坚持艰苦奋斗，发扬不畏艰难、奋力拼搏、克己奉公、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就能切实做到心不被物迷，意不随欲转。为江总书记称道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一位最基层的村党支部书记王廷江，他拥有百万之富，但出差却很少在宾馆吃饭，只找小饭馆吃碗面条或几个包子；即使出国，也总是带些煎饼、咸菜或方便面。戒奢华、崇节俭，艰苦创业，显示出一个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和高尚情操。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尤其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反对享乐主义。要知道，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还不富裕，创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越需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对领导干部而言，则必须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思想上真正解决好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问题，自觉抵制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对领导干部而言，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奢侈享乐，绝不是什么“时尚”，真正的“时尚”，令共产党人引以为自豪的且代代受用的“时尚”，只能是也永远是“艰苦奋斗”。
一路歌声一路情 本报记者徐芳 在近日举办的我市“公仆杯”影视歌曲演唱赛上，市教师进修学校年仅２２岁的青年教师曹娜从１８名决赛选手中脱颖而出，以相当大的优势荣获一等奖。 而眼前的曹娜已全然没有了盛装演出时凝重、大气的风格，仿似一个亲切而稚气未脱的邻家女孩，只有眼中那份对音乐艺术的执着和热爱随着清柔和缓的陈述幽幽地闪着光，感染着听的人。 曹娜是江西人，祖籍浙江淳安，虽然８岁时便离开了美丽的千岛湖故乡，但她说家乡的一草一木总在梦中出现，她笑着说，这恐怕也是她毕业后毅然选择了浙江上虞的缘故吧。 曹娜走上音乐之路是由一连串“偶然”促成的，这一连串“偶然”的背后，凝结着许多人无声的鼓励和关爱，也让曹娜觉得她这一生对此都将满怀感激。 曹娜在母亲哼唱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旋律中长大。对音乐，母亲是她的启蒙老师，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爱好音乐的母亲并不刻意逼着曹娜学习，只是不断创造条件和机会让曹娜接触音乐，接受音乐的滋养。 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曹娜撞上了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偶然”。那是在她１５岁时，陪着两位好友去应试，而无心插柳的曹娜在应考教师的鼓励下哼唱的一曲“南泥湾”却让她成了中选者。从此，曹娜踏上了正规学习声乐之路，高中临毕业前，在母亲的鼓励下，曹娜报考了几所师范院校的声乐专业，最终以江西省第一的名次顺利考进了长春师范学院学习民族音乐。 学习声乐并不像表面看来的那么风光，它需要无数次单调重复的练习和领悟，娇小的曹娜身上却有股不肯平庸的劲头，能做到第一，她决不做第二。就读的学校之外，她在沈阳音乐学院找了位声乐老师。那些年，她每周穿梭在沈阳和长春之间，往往是早上五点多乘上火车，晚上１２点才进校门。曹娜的恒心和刻苦，身上的灵性和执着感动了沈阳音乐学院的老教授，在他退休回到长春后，他依然指导曹娜的学习。但曹娜并不满足，在她心目中，只有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才能形成她自己的演唱风格，形成独特的音乐见解，她又在中央音乐学院等高等音乐学府遍寻名师，刻苦求学。上大学四年级时，是曹娜享受苦尽甘来的日子，一年中，她就举办了两场个人民族音乐演唱会，并以每年声乐专业成绩第一名的骄人成绩毕业。她所撰写的毕业论文《字、气、情三者在歌唱中的意义》一文至今在学校学报上作为范文连载刊登。 优秀的曹娜在众多的师范毕业生中可算炙手可热，但她一眼挑中了我市教师进修学校，不仅是故乡的情结，更为了完美地实现母亲未了的做教师的心愿。她告诉记者，上虞是座发展中的城市，与其它城市相比，现在条件不算很好，但它更具有挑战性，很吸引我。同时，市里对教育的投入和重视也感动了我，我很有信心。 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顾建中在一旁介绍，曹娜可称得上是全绍兴市音乐教师中的佼佼者，本身素质高，对音乐教学又充满热情，她有望成为我市最年轻的音乐特级教师，使我市音乐教学的层次得以提升。 曹娜到校一年中，她独特的音乐素养和刻苦的精神感染着学生们，教学有很大起色。但曹娜说，是她的工作环境太好了，尽管学校现在的地方不大，施展才华的舞台却很大，我有紧迫感，也觉得更需要在工作中有更多的投入。
祝春晖更添新辉 夏弘宁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８０周年之际，迎来母校建校８０周年喜庆，春晖中学走过了八十年漫长历程，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育了大批有用之材。深受母校培育之恩的我，虽身居他乡，但情系春晖，我始终认为，最美丽的地方是故乡，最留恋的学校是春晖。母校按照经亨颐校长建校时提出的“与时俱进”的校训，随着时代的步伐，励精图治，与时俱进，使春晖列入全国重点中学行列，这一称号来之不易，它需同时具备历史名校及考绩优异两项条件，在上海的春晖校友，都为此感到自豪和欣慰。 春晖中学其所以能办成全国重点中学，决不是偶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融合的结果。在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学术环境宽松自由，为办学带来美好的春天；加上有一批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校长、教师和职工；还由于春晖所特有的人文文化的历史遗产。 白马湖，是在全国地图上连一个小黑点也占不上位置的小乡村，但就在这块幽静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文人荟萃，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为将春晖办成理想中的学校的教育志士，他们有的丢下官衔职位：有的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聘请；有的放弃了书局编辑工作，自觉自愿的来到这块八十年前荒僻的小村任教，他们以平淡自居，以育人为乐，正是由于当年聚集了一大批知名的教员，将春晖办成与天津南开齐名的学校。在这一人文与山水俱美的环境中，这批文人学者，写下了不少描述温馥的春晖校园与秀丽的白马湖风光的散文名篇，虽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这些散文有的至今仍被不少学校选作语文教材，有的被选入中国散文精选。国内外不少学者，还将这些散文，冠以“白马湖派”称号。早在１９８４年，台湾作家杨牧《中国近代散文选》一书中，率先提出“白马湖派散文”这一论点，并将夏尊、朱自清列为白马湖派散文的主要人物，还指出当代台湾作家林月音、许达然、王孝廉等，就曾受到白马湖派的影响，也多多少少流露出白马湖派的风格。柯灵先生著文指出，上述现象是“这一流派影响的隔海蔓衍”。１９８７年香港学者黄继诗在分析作家小思散文特点时说：“小思似已跻身于当年白马湖畔散文作家之列”；１９９１年，国内学者陈星也提出“白马湖作家群”的论点；１９９４年，朱惠民《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一书称：“散文白马湖是以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所在地白马湖命名的。”；１９９５年，台湾作家张堂金奇从台北两次来白马湖考察了解，以《白马湖作家群的散文世界》为题，发表了长篇报导文章：１９９９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２０世纪中国散文英华》，列入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多篇写述春晖校园及白马湖风土人情的文章。白马湖及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是《白马湖派散文》的发源地。今天，列举上述学者有关论述，说明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曾出现过白马湖散文这一流派，作为春晖学子，更为母校这一光辉历程而自豪。 这次校庆与十年前校庆相比，有着令人注目的变化，上虞市委、市府领导，正在投入人力物力，修缮、整理白马湖特有的人文文化，丰子恺先生曾居住过，在这里画成中国第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小杨柳屋，已按原貌重建；朱自清先生住过的平屋，也作了修理布置；曾在小书斋中译著《爱的教育》的平屋，也充实了展品内容；晚晴山房，山边一楼，春社都作了修复整理，周边也辟出绿化草地，白马湖的湖面也作了初步清理。重振白马湖和春晖园的绮丽风光，开拓在全国不多见的不易多得的人文文化，这是我们这批老校友的强烈愿望和共同心声，感谢上虞市的党政领导，为上虞人民办了一件深得民心的好事。 春晖在上海的校友平时在聚谈中，一致认为春晖和白马湖，两者唇齿相依、互相映辉、互相促进，要办好春晖，必需同时发扬白马湖的人文文化，而发扬了白马湖所特有的人文文化，必将不断提高春晖在全国的知名度、百岁文坛老作家章克标先生曾为我写过一幅对联：“平屋孕游子，白马驮春晖”，短短数语，生动、形象的刻划了春晖与白马湖亲密无间的关系。 为庆贺这次校庆，上虞市文联精心选编出版《白马湖文丛》，这套文丛集中了曾在春晖任教的几位名师清隽平淡，朴实无华的文章与书画，为研究白马湖派的散文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现在，上虞市党、政领导为弘扬白马湖人文文化，作了初步改建，我们期望，经过有关部门的分期规划，细心经营，将这块不可多得的人文旅游之处，办成像周庄水乡，石门丰子恺故居，乌镇茅盾故居那样人文旅游双促进的良性循环，希望在今后的管理模式，运转策划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少投资、多收益，如设供应山泉绿茶的小茶室；供应乡土风味活虾活鱼的小餐厅；可在湖上划船；修建上山的小道；充实文人旧居展览资料；培训少量讲解人员，更重要的，要争取将白马湖这个人文景点，纳入浙江省旅游局的旅游规划，让来绍兴的国内外游客，都能到大舜庙、曹娥庙及白马湖一游；或采用余姚举办采摘杨梅一日游活动那样，与上海旅行社合作，举办白马湖春晖一日游。万事起头难，说说方便、办成不易。我想，只要市委、市府重视、制定相应的政策及实施规划，上述设想并不是不切实际的梦想。祝愿母校充分重视和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积极配合旅游部局，相互映辉、互为促进，将春晖办成在国内外更有品位和声望的学校，祝春晖在新的征途上，创造新的辉煌。
《上虞》《蔡邕》走南闯西入海峡 柳虞慧 一、上虞人夺回了属于自己的瑰宝 《上虞蔡邕在上虞》（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８日本版）问世三年半之后，高兴地读到５月２３日《虞舜文化》上景迪云先生《〈孝女曹娥碑〉碑阴八字作者小考》（以下简称《小考》），该文首先“解放”了吕云祥先生，吕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３日《浙江日报》刊出《千古隐语曹娥碑，作者原是上虞人》一文，后又被《中国文物报》采登，是“上虞蔡邕”与国人见面的最早一人。后被人抓住“兴平”说荒诞虚妄一点，彻底否定。《小考》作者虽也指出：“更有一说，认为曹娥碑碑阴八字是陈留蔡邕于汉献帝兴平二年（１９５）所题”但“他已于１９２年被王允收捕，并于是年死于狱中。”“兴平说”“显属无稽之谈。”但在我看来，这一点只是启发吕云祥思索了三年，他的文中还有更重要的一段话，“他（指上虞蔡邕）和度尚、魏朗、邯郸淳以及曹娥都是同县人，定碑时他有可能在场”这和景迪云先生“元嘉元年”的一段考证，非常近似。“青年才子邯郸子礼碑文初就，新碑甫立之时，平民蔡邕闻之连夜来读。”一个说“在场”，一个说“就近”（连夜），后说较胜。为什么连夜来读呢？这是因为邯郸淳年弱冠，操笔辄就，连有名的魏朗都自知不及，大为叹服，这件事震动了上虞的知识界，作为隐居乡间的书、文特好者的蔡邕，自然“先睹为快”，“连夜来读”，这就解开了“以手扪而读之”或“手摸其文而读之”千古之谜。景文的“这一句其急迫之情状如在目前”与我两个地名的考证：蔡邕是从当时风景幽美的蔡岙外村闻讯，在众官员立碑之会散了之后迫不及待地赶到这里，他可能连晚饭都不及吃，可能刚放下饭碗，月光还映着他喜孜孜兴冲冲的身影。“急迫之情”的形态的推断，加上真真切切的地理环境，上虞蔡邕就形象更亲切地出现在读者面前。我虽文中说碑阴八字作者“另有其人”，但在更早上海《解放日报》“朝花”上就已有作家引用过我的话：“上虞发现蔡邕墓，墓很大，文物很多，我是去看了的，当时及以后我都觉得很奇怪：（北）蔡邕何以会葬到上虞？……他是死在狱中的。原籍又在汴州陈留县，怎么会葬到上虞来？到了近几年才晓得蔡邕有两个， 此蔡邕非彼蔡邕也。《曹娥碑》上题字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的，也是此蔡邕非彼蔡邕”（“朝花”第４２９４期：刘金《‘两个蔡邕’的疑问》） 这虽只是文化史上的一朵浪花，但是一朵很大的浪花，由于《世说新语》、《三国演义》的渲染，弄得妇孺皆知，我们的曹娥庙里有两副楹联，还把这位大名人、大学者蔡邕（蔡文姬之父）的题八字隐语说得比曹娥本身更增光溢彩。现在终于尘埃落空，迷雾散净，吕云祥驱之于前，景迪云则以千真万确的论证，而后余出铁板一块：两汉仅有的三块刻石，其中一块就是孝女曹娥碑碑阴八字，就是上虞蔡邕的真迹手笔，作者以饱满的热情赞道：上虞蔡邕是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名字记载的书法家，是浙江书法星空中第一颗明亮的星辰！上虞人终于夺回了属于自己的瑰宝。这瑰宝是经过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投了票的。这隐谜的创作者，还在曹娥庙留下了一个独创的“讠隐”字，他是上虞蔡邕：他的智慧、幽默感和书法特色，都不是另一个同名同姓的蔡邕所能替代的。吕、景和我如果再加上另一个作者陈秋强先生对另一个古代学者魏伯阳的其名著《周易参同契》中著者自己的名字全用长长的隐语的考证，那么，被称做“世界第一隐语”的上虞之为隐语之乡，完全坐实了，从这一侧面可以看出上虞人的聪明和幽默的性格特点。 （之一）
在泥土的芬芳中陶醉 顾志坤 如果说，我对充满乡土气息的文学作品比较偏爱的话，徐伟军的《浅草春色》应是其中的一部。 徐伟军是一个在海边长大的孩子，虽然他现在供职于市委的机关，干的又是秘书的工作，按通常的说法，也算排入文人的行列了。但他的本质还是一个农家的孩子。虽然离家多年，但他的脸上仍有一种被海风吹拂过与被泥灰涂抹过的质地，与城里老成的年轻人不同，他现在说话时还常常因羞涩而脸红，这是无法掩饰的，正像纯朴和狡滑是无法掩饰的一样。 与徐伟军的为人相辅相成的，是他的文章，他的文章“土”味很足，因土生香，令人难忘。坦率说，我是怀着十分喜悦和亲切的心情读完这些作品的。特别是“忆家园”一节中《海边的童年》、《塘路弯弯》、《放牛》等篇什，我反复读了好几遍。因为我也是在海边长的，我的外婆家离他的家不过数里之遥，童年的时候，甚至在少年的时候，我和他一样，也曾在海边玩耍过，在潮水渐退的时候，捉过毛蟹与跳鱼，拾过泥螺和海蜇，我不会忘记有一次放牛从牛背上摔下来，但在海滩松软的草地上，我却安然无恙。总之，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海永远是充满着神秘和情趣、充满着幻想和憧憬。那碧蓝如洗的海空，那茂密而生命力极强的海草，那变幻莫测时涨时落的海潮，那略带咸腥然而又是那么清新好闻的海风，即使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仍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显现，而遗憾的是，这一切美好的东西，如今正在渐渐地消失了，有些则已经不复存在了，工业文明固然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了金钱和繁荣，但也无情的摧毁了生态的延续和平衡，这究竟是功德还是罪孽，只有让后人去评说了。 除了“忆家园”，徐伟军还写了另一些章节，比如“梦作蝴蝶也寻花”、“屐痕处处”等，这说明他视野的开阔和思路的拓进，这是应该肯定的，而的确有一些篇什也写得比较好。但从总体上来看，他的这一类文章都不如他在“忆家园”一节中的那些篇什写得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位美国作家说过，他一辈子只写了邮票大的那么一块地方。我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最美丽的土地就在自己脚下》。一个作家，他果然需要涉猎很多的领域，知识越广越好，但在写作上，他只能写他最熟悉最深刻的东西。这就好比挖井，你只能在一块最适宜挖井的地方挖下去，一直挖下去，才能挖出你需要的矿藏，你如果东一揪，西一揪的挖，虽然也能挖出一些坑来，但那是很浅的。很浅的地方，是不会有丰富的矿藏的。 伟军是勤奋的，他的勤奋并不在于他写了这么多作品，坦率地说，这些作品对一个专事写作的人来说，数量并不多，但对一个多年担任领导秘书工作的人来说，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可以想见，徐伟军是在无数个零星的业余时间挤出这些作品的，他在“挤”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劳和汗水，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样的人在目前这个遍地浮躁、钱欲横流的社会中，已经不太多见了。当然，最令我佩服的还是徐伟军那种不事张扬的个性，与那些写了一点东西到处请人作评或自己“作评”的业余作者不同，徐伟军似乎从未流露过想请人或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暗示。最起码他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而所有这些令人反感的操作和‘策划’，对徐伟军这样位子上的人来说，是不难办到的，可以这么说，愿意为他出力的人大有人在。但他没这样做，这是对的。一个工匠只有拿出最好的工艺品人家才会购买，一个作家只有写出最好的作品大家才会认同，这是最简单的道理，看来徐伟军是知道的。当然，必要的包装也是需要的，但包装的是什么，则又是另一回事了。如果华丽的包装中仅仅只是一些粗制烂造的货色，那会给读者，当然也对他本人，会带来什么益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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