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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舜文化 YuShun WenHua | |
＊＊＊ 虞 舜 文 化 ＊＊＊ ※ 08月16日—31日要目 ※ ◎ 前期回顾◎ 《珍珠港》托起电影市场“牛气” (2001年8月30日）
《珍珠港》托起电影市场“牛气” 韩坚 近几天的上虞电影院可谓是人满为患，美国好莱坞大片《珍珠港》的上映将疲软已久的上虞电影市场带入了热浪滚滚的“牛市”，上映头四天票房收入达９．１万元。 ８月２７日晚７点半左右，晚首场还未结束，上虞电影院停车场上已挤满了近五百名观众，不少从乡镇赶来的群众因未能购到称心的好座位而后悔来的太迟了。晚７点５０分开始检票入场，等候已久的观众兴冲冲地涌入影院，几位满头大汗的电影院场务人员笑得乐开了怀，他们说，像这样火热的场面，近年来只在《泰坦尼克号》上映时才看到过。 晚８时整，第二场电影开映，闹哄哄的观众顿时安静了下来，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大制作以其美伦美奂的视觉感受，温馨感人的浪漫情怀，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把所有观众的情绪推向了极致。 凡看过《珍珠港》的观众都说，《珍珠港》好看，２０元票价真值。一位供职于市公安局的陈姓观众已是第二次来观看了，他兴奋地说，第一次是单位购的票，看了以后觉得不过瘾，又特意约同父母、家属再来看一次。据了解，有很多观众是相互推荐而慕名前来的。 上虞影院负责人称，电影《珍珠港》的平均上座率在８０％以上，是平时的８倍，为此，影院特意将排映结束期从９月７日延至９月１２日，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要。
市新华书店扎实做好全市中小学教材供应 郑志勋 新学期来临之际，市新华书店增派人手扎实细致做好教材供应工作，确保全市中小学生能在开学前领到崭新教材。 据了解，今年秋季我市中小学生教材总供给量金额达１１００万元。市新华书店自５月始就着手进货。本月２０日起，书店已开始将教材陆续送到各校。 市新华书店教材科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市征订教材的数量每年均以１５％的比例递增，教材的纸张和印刷质量都有明显提高，但为了不增加学生负担，此次征订的教材价格却有所下降。在服务上，市新华书店积极提倡品牌服务，在保证课前到书，送书到校基础上，开学后还将努力做好教材的调剂工作。
《鲁迅全集》出版的主持者胡愈之 蔡德亿 胡愈之同鲁迅原是师生关系，１９１１年胡愈之以第一名成绩考入绍兴府中学堂实科二年级，时鲁迅任该校学监。胡愈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之后，推动世界语运动并翻译外国文艺作品，都得到过鲁迅的支持。１９３２年末，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邀约胡愈之参加，两人均被选为执行委员。 １９３６年８月，胡愈之从香港返回上海，因忙于救国会活动，少去探望鲁迅。１０月１９日清早，胡愈之在家里接到冯雪峰电话，才知道鲁迅因患严重肺病，突然去世。这消息对了解并尊敬鲁迅最深切的胡愈之来说，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他一时惊呆了，不知所措。当时冯雪峰是中共上海地下办事处副主任，他从延安得到指示，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出面来办。冯雪峰让胡愈之同救国会联系并负责组织。胡同救国会一些领导商量决定：鲁迅的丧仪由上海救国会联合会名义去办。丧仪办得十分隆重，先在万国殡仪馆举行瞻仰鲁迅遗容，鲁迅的遗体停放在花丛之中，遗体上覆盖沈钩儒书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锦旗。３天时间瞻仰的群众达数十万，２２日下午２时起灵、送葬，送丧队伍达６０００余人，群众唱挽歌、呼口号，实际上是抗日的示威大游行。 鲁迅逝世后，胡愈之就同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一起成立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准备出版《鲁迅全集》。上海失陷之后，“孤岛”的局势很紧张，日本军队随时都可能占领租界。鲁迅的大量文章，经鲁迅夫人许广平的辛勤搜集和初步整理，都留在上海，要是万一失散，这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要转到国统区也不行，鲁迅的文章是国民党最忌恨的。许广平找纪念委员会商量，当时蔡元培、宋庆龄都已转移到香港，胡愈之是纪念会留沪的主要人员之一。 胡愈之根据出版《西行漫记》的经验，认为运用群众的力量，《鲁迅全集》可以出版，委员会的成员都认为出版是保存鲁迅这份宝贵遗产的最好办法，当时上海出版力量很强，出版的条件是具备的。这样，胡愈之主持的复社又成了《鲁迅全集》的出版社。 《鲁迅全集》的具体编辑工作，主要由巴人（王任叔）、许广平等人承担，胡愈之主要解决书的出版问题。这套全集将包括鲁迅６００万字的作品，它比《西行漫记》多２０多倍，出版它需要很大一笔印刷费。按印刷成本平装每套需要２０元（银圆），可是当时一般群众能付２０元买书是极个别的。为了多销，胡愈之决定平装的卖８元，精装的配以木制书箱，外刻“鲁迅全集，蔡元培题”字样，售价１００元，精装本实际成本３０元，这样卖出精装本一部分，就可以以盈补亏，使全集出版不致赔钱。 于是胡愈之为此忙于推销，平装本在当地搞预约，预收书款。精装本因在上海销数有限，１９３８年３月胡愈之带着书箱样品去香港，找到了蔡元培、宋庆龄，他们积极支持，蔡元培不但题字，还写了序言，发表了《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为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的通函》和《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定户启事》，印好预约券在香港出售，胡愈之第一个找到了孙科（当时为国民党左派），孙当场认购了１０部，在香港销售很有成效。接着去了广州，５月到了武汉，周恩来正在武汉，对《鲁迅全集》出版极为关心，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预订了许多部，后送延安。救国会主席沈钧儒专门为出售《鲁迅全集》举行茶话会，邀请比较开明的国民党人士参加，第一个来签到的是邵力子，当时邵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当场拿出１０００元钱订购了１０部。在邵力子的带动下，到会人士纷纷认购，在武汉筹得资金数万元，解决了很大问题。 １９３８年上半年，《鲁迅全集》各卷的编辑、出版工作紧张进行，由许广平、王任叔主持，数十名学者、文人和百余名印刷工人，怀着对鲁迅的敬仰之情，日夜挥毫、排校，整个工作严肃认真，进展迅速。 由于抗日工作需要，胡愈之没等到《鲁迅全集》出版已调离上海。到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５日《鲁迅全集》普及本已出版，精装本８月１日出版，内容包括鲁迅的全部著述和译作，共６００万字，２０厚册的巨著在当时险恶环境中，从编辑到校对出书，只用了短短４个月时间，在我国出版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 胡愈之为完成祖国文字瑰宝的保存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自己也感到做了一项抗日救亡的重要工作，而且表达了他纪念“最勇敢的师长——鲁迅”的一片深情。
乡村的日子（散文诗） 陈荣力 乡村的日子是母亲的叮咛，随浓浓的晨雾、淡淡的晚炊浮沉，常使我思念的波涛如不安的潮汛。 乡村的日子是父亲的辛勤，伴黎明的鸡叫、星夜的蛙鸣回萦，常使我牵挂的目光如暮归的鸟群。 乡村的日子是小妹的天真，由夏日的莲曲、秋天的渔歌传吟，常使我记忆的帆蓬如飞扬的风筝。 晨迎旭日东升，暮送晚霞流金，昼沐风霜雨露，夜揽北斗七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乡村的日子是家纺的土布，原始里透着朴素的风韵。 春观梨花似雪，夏眺稻浪如茵，秋听雨打残荷，冬插腊梅入瓶，斗转星移，四季分明；乡村的日子是田野的风景，平常中流淌丰美的诗情。 小河边有捣衣的村妇，谷场旁有插秧的后生，村道上有撒欢的牛犊，树荫下有争食的鸡豚，五谷六畜，女贤男勤；乡村的日子是火红的社戏，热闹里洋溢知足的欢欣。 一碗红烧肉香遍大半个村落，一件新衣裳引得好几天赞许，一位外来客招来几十声问候，一场夫妻仗惊动数十户近邻，家长里短，粗茶淡饭；乡村的日子是长辈的唠叨，琐碎中涌动纯朴的真诚。 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腊月的窗花，元宵的龙灯，喜怒哀乐，敢爱敢恨；乡村的日子是自酿的米酒，粗犷中燃烧浓烈的品性。 村东的石磨碾出丰收的喜悦，村南的杏林摇曳青翠的笑声，村西的风车转动温馨的恬静，村北的古井流淌生活的滋润，岁月沧桑，荣辱不惊；乡村的日子是淡泊的水墨，平和中闪射旺盛的精神。 呵，一别乡村二十年，回望乡村，我终于蓦然惊醒：有过乡村的日子，人生才有最踏实的脚印；有过乡村的日子，心灵才有最珍贵的储存；有过乡村的日子，生命才有最欢快的歌吟。 乡村的日子是水，给鱼儿活泼泼的生命；乡村的日子是树，给鸟儿浓重重的绿荫；乡村的日子是一扌不故乡的泥土，让离乡的游子永远没有水土不服的毛病。
创作道上的遐思 阮嘉明 从小，我喜爱看书，读三、四年级时，接触了《水浒传》，后又看了《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儒林外史》、《东周列国志》等古典名著，２０岁那年我又被《红楼梦》迷住了，读了许多次，越读越有味，成了红学迷。我爱听故事，爸爸最能讲故事，爸爸是织土布的，我坐在布机边挠纱，竖着耳听故事。我真正地爱上文学创作，是在读会计学校时—— 会计学校设三门课程，语文、数学、财会，教语文的是位老教师，讲课很有艺术性，我很爱听，至今，我还清楚地记着，他讲课时说的“风咋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样的文句……第一节作文课，题是“我是怎样来读会计学校的”。因我读会计学校有许多转折，我就如实落笔，竟连草稿都未打，很快写完，交上了作文簿。第二天风声传出，说这次作文“章志友一篇最好，是１００分”。班长将作文簿发下来， 高高一叠作文簿发光了，没有我与章志友的。我的作文簿呢？蓦地，我意识到，是不是我写得不好，要当反面教材？这样一想，我心里慌了。忙去办公室问张老师。张老师却说：“停息自然就明白了！”我惴惴不安，后悔粗粗交卷，岂能不打草稿……张老师严肃地站在讲台上，其他同学抬着头，看着讲台。我却垂着头， 一脸沮丧。 “这两本作文簿，一本是章志友的，不少同学已知道，还有一本是阮嘉明的，同学们还不知道！”张老师说到这里语气一顿。我的脸一下就红了。张老师又说：“这两篇作文都是１００分，我先将阮嘉明的一本读一读”“刷”的一下，全班同学将目光扫向了我。我的心从深渊推向高峰，简直有点忍受不了。我要哭出来了。我竭力镇静，将身板挺直，坐得毕恭毕敬……我就这样地与写作结了缘。期中时，分组去村里实习财会。我们组共８人，好像是分配在东山大队。会计和出纳接待了我们。他俩很认真，先是逐个问话，后又要我们以“财会实习”为题，各写一篇作文。晚上，８个人被安排在一间很大的空楼上。我一夜未合眼。因我胆子小，而我的铺床旁却是一具棺材，虽是空的，也很吓人。直到第二天黄昏，我犹豫再三，还是向会计提出：“有点怕兮兮，能否换个地方？” 出纳说：“这许多人睡，一具寿材，也怕？” 我默然。会计说：“今晚你同我去睡吧！”我听后心里一高兴，就笑了。出纳却又取笑我说：“他写文章时，你可不能吵！” 我说：“保证，一言不发！”我这才知道，会计爱写作，常常在《上虞报》上刊发文章。他是看我的一篇作文还有点米气，才开恩留了我。晚上， 他在灯下写文章，我靠在床横头看书。有一天午后，邮递员走后，会计和出纳说着笑着，谈得很惬意，原来，会计的一篇文章上报了。后来，我也暗暗地写，是感想式的。毕业后，我到四明山上一个大队任主办会计（后划归余姚），暇时，我也写了，也经常在《余姚报》上刊发，报上常有我的名字，有时在《宁波大众报》上、《浙江日报》上，我也很欣慰。困难时期，县报停办，我也转了方向，搞起了文学创作，写小说、散文，也写了不少诗，遗憾的是，发表的不多。当时，编辑很好，都是好老师，每稿必读，每稿必复，还给修改，提意见。也很客气，总是说“谨作参考”、“意见不一定对”云云。我刊发作品的旺期，是我终于撰写故事作品了。“陈天师查皇印”（宁波文艺）开始，２０年来，我刊发了３００余篇作品，有故事、传奇、通俗小说等７０余万字数，遍及２０多个省市，我还想写个长篇出来…… 在余姚工作２０年，我是县文化馆的重点业余作者。回忆自己在创作道路上走过的路，似乎是父亲的故事为我提供了许多故事创作上的素材；古典名著铺垫了我创作的基础，而“会计学校”作文的成功触发出了我的灵感；东山村会计的写稿爱好是我学习的楷模；文化馆、刊物编辑对业余作者的着力培养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最大动力。当然，也有我自己不懈的努力，翻破了一本四角号码字典，方方面面，缺一即失。 深夜，坐在凉台上乘凉。仰面蓝天，我扪心自问，能满足吗？不也。在我的有生之年，还应该有几个中篇小说，抑或长篇小说面世，如能攀上这个高峰，那才不负此生矣！
本报参加华东地市报副刊好作品评选 本报讯 （记者 陆军） 最近，从厦门传来消息，由华东地区几十家党报参加的第１２届华东地市报副刊好作品评选揭晓，本报选送的８件副刊作品获得奖项。 这次获奖作品均是２０００年发表在《上虞日报》上的副刊散文、周末特稿和人物通讯以及好版面、好专栏等。陈荣力的散文《想起了白马湖》被评为二等奖，另有５件特写和人物通讯获得三等奖，“白马湖”版面和“凡人小事”栏目分别被评为好版面和好专栏。 《上虞日报》副刊作品获奖丰厚决非偶然。近年来，《上虞日报》副刊影响不断扩大，不但办出了特色而且培养了一批作者。今年３月，上虞日报社与省作协、浙江日报社文体部联袂在上虞举办省作协２００１年上虞春季笔会。省内知名作家和报界同行对《上虞日报》给予较高评价。他们称赞《上虞日报》办出了特色，尤其是副刊有较高的品位，大批高质量的副刊文章为《上虞日报》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茶园旭日 陈荣力 那是一片平常的茶园，浙东黄土丘陵里一片古老而茁壮的茶园。方圆千余亩的茶垄，远远望去像一道道规则而重迭的波浪，东低西高，梯度起伏。无风的时候，那波浪是凝固的，风来的时候，才悄悄地涌动。然而哪怕是涌动，也透着一股亘古的宁静和沉着，透着一种旷世的淡泊和平和。只有当火红的旭日在黛青的山岗上倏忽升起的时候，只有当金色的霞光在茶垄间跳跃流淌的时候，甚至只有当旭日的第一缕光芒定格在茶园中那方蓬蒿茂密、孤独而突兀地耸立着仿如一簇巨大茶篷的坟茔时，无数宁静沉着的茶垄才一下子生动鲜活起来，整个淡泊平和的茶园才顿时像一汪绿色的湖水活泼泼地荡漾开去。 记不清几次到过那片茶园，也记不清几次拜谒那方坟茔了，只记得每次来去，一腔无端的感怀总是空了满、满了又空，一种复杂的情愫常常涨了退、退了又涨。空空满满、涨涨退退中，岁月的间隔、生命的差距全都一览无余了。我知道，哪怕我来去的再多，我都是永远无法真正走近那方坟茔的，就像我永远无法真正走近坟茔里躺着的那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王充。 长长几千年中国历史，泱泱数万余历代名人，不以仕名而流传青史的本是少数，而以“异端邪说”为后人所敬仰的更是寥若晨星。那个从浙东乡野走向京城洛阳，又重返乡野并在故乡的土地上崛起的东汉著名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王充，该是一个异数。 因父亲与豪门结怨从杭州迁居上虞而出生于上虞章镇的王充，自幼好学，８岁便日诵千字，晓《论语》、《尚书》。青年时，以孝闻名乡里的王充，曾赴京城洛阳太学受业，师从曾撰《史记后传》的著名史学家班彪。也正是赴京城洛阳的求学，使自小便博学强记，一见则能诵忆的王充，有了“博通众流百家之言而不拘一家之说”的学识和胸怀。家贫又不能与时苟合的王充，虽负“充之天才，非学所加，前世孟轲、孙卿，近世扬雄、刘白、司马迁，不能过也”的才华和盛名，但他注定了是个无法在仕途一展才略的“异数”。因政见不合，在短暂担任郡功曹，扬州治中等职后，王充旋即罢职返乡授业。本来，做一个声名显赫收入稳当的塾师，或过一生满腹经纶悠然闲适的乡绅生活，并非坏事。但愤世嫉俗，不能与时苟合的王充从来不会安分，他的品性、他的思想就像故乡土地上生生不息的野草一样，永远充满了叛逆精神。偏居于浙东乡野一隅的王充，深感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的荼毒，“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世书俗说，多所不安。”于是正当盛年的王充“闭门潜思，考论虚实，绝庆吊之礼，置刀笔于墙垣户牖，”倾半生的心血，专心著述，历时３０年，终成皇皇巨著《论衡》百余篇（传世８５篇）。 “天地，合气之自然也；”“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存；”“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一部《论衡》捍卫发展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一部《论衡》奠定了王充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一部《论衡》更闪射出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生命，以３０年的坚强和叛逆谱写的灿烂和坚韧。 很难想象，１９００多年前，偏居浙东乡野一隅，清苦落泊甚至不乏饥寒贫病的王充，是如何度过那些青灯黄卷、笔山墨海的岁月的。３０年，春去秋来、风霜雨雪，绳床瓦灶、布衣荆食。３０年，世事沧桑、人情凉热，落寞彷徨、苦闷孤寂。３０年，１１０００多个日日夜夜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岁月在卷帙中慢慢老去，华发于砚池边悄悄滋生。更何况他呕尽心血，毕其生命所“炮制”的是被世人所讥讽，被统治者所不容的“异端邪说”。 当我们为一种思想的伟大而震惊而叹服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当初这种思想从萌芽到形成、从幼稚到成熟、从单纯到丰满之过程的艰难和困苦；就像我们为一条大河的浩荡而激昂而感动的时候，往往忽视了那些水珠、那些溪流为了汇聚大河，而有过的坎坷和曲折一样。事实上艰难困苦、坎坷曲折的过程，远比伟大和浩荡更令人感奋、更令人刻骨铭心。我们不知道那１１０００多个日日夜夜能否用坚毅、忍耐、刻苦、虔诚以至牺牲和殉道所能描述、所能概括。我们只知道当青灯黄卷下，那些犀利的文字如玑珠瑟瑟滚动的时候，当笔山墨海边那些睿智的思想如泉水汩汩流淌的时候，一轮旭日，一轮智慧的旭日、思想的旭日，一轮人格的旭日、精神的旭日，正从浙东那块古老而又丰沛的黄土丘陵中冉冉升起。 与《论衡》的辉煌和璀璨相比，那方占地不足几十平方，满地蓬蒿孤零零地兀立在浙东那片平常茶园中的坟茔，那方远远望去仿如一簇巨大茶篷的坟茔，实在是太简陋、太寒酸、以至太荒凉了。站在坟茔前，我常常无言以对，就像每次被慕名而来的客人问询：“王充墓缘何如此简陋寒酸”时，我常常无言以对一样。其实我想，也许我根本就用不着回答。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作为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王充连生身的仕途功名、富贵利禄都视作黄土，他还会在乎于身后坟墓的简陋寒酸以至荒凉吗？！最朴素最平凡的归宿，恰恰是最华美最恒久的归宿。王充其实早已作了回答。 旭日永远是灿烂耀眼熠熠生辉的，无论它诞生于山岗、大海，平原、沙漠，抑或是一片平常普通的茶园。
忆春晖 蒋华林 如果说人生最可忆的是青春年华的光彩，那么对于我来讲，最难忘怀的是在春晖中学的那段学习生活。 我们是６０年代入学的，至今近４０年已过去，可当时春晖名师的音容笑貌，至今在我脑海中历历在目，还有难以忘怀是春晖的严谨、求实、奋发向上的学校风气。尽管我们求学的年代，国民经济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复苏过来，国家穷、学校穷、老百姓也穷，供应严重不足，学生们基本上都自带粮食：一星期几斤梗米、一袋干菜。饭是放在一种陶土粗制的小钵头中蒸的，也没有菜油供应，干菜就用水泡一泡吃了。尽管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学校里的学习时间安排得是十分紧的，每天清晨５时半起床，早操、早自修，上午４节课，下午４节课，晚上夜自修到９时半。每次就餐铃一响，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跑向餐厅，找来饭钵头三下五除二，一下子就把几两饭“消灭”了，当时我们正处于十四五岁的青少年发育阶段，往往感到身体“进不敷出”，老是感到饥饿，于是学校校门外的农民拿来卖的熟蕃薯、玉米就成了我们课后的美味，蕃薯、玉米都是论斤两买的，我们没有太多的零化钱，就拿米去换，一两米换六两熟蕃薯，但这种“交换”要背着老师的，否则是要批评的。 我还记得当时学校的春晖马路边还有一个我们管他叫“索拉索”的手脚不便青年人，他家里有一架爆米机，星期六的傍晚，我们常常去爆一冲米胖，几个凑份子的，然后边聊天，边吃米胖，什么都聊，至今我还记得有个叫张福根的女同学，她的理想是要当一名列车员，这样她可以天天坐火车了——她的理想当然引得满室大笑，因为我们那时大部分人的理想是当名科学家、艺术家什么的（但“文化大革命”使得全部理想成泡沫，全体上山下乡就是我们这代人理想的归宿）。 尽管生活比较艰苦，学校里的学习风气是很浓的，当时春晖中学所在地属于宁波专署，一次全地区性的统考中，我曾得到过每课平均９８．５分的好成绩，但还是排列第二，我记得获得第一名的是一位姓陶的师哥。我还很清晰的记得，使学生们最兴奋的时期，是每年高考前的那段日子：仰山楼的走廊里挂满了各所高校的招生简介，那一只只还在纸上的大学，早就成了我们每个春晖学子头脑中的“圣殿”了。 最使人难忘的是当年春晖求学期间无猜的同学情谊。当时我们还只是一群十三四岁的少年，两个星期一次回家，每次回家，总想在家里多“赖上”几分钟，我生得比较“娇”，从家里到校，有２０几里路，还要翻过一座岭，我们都是结伴来回的，碰到天下雨路滑，一路上我会滑上好几跤，而且因为舍不得穿鞋行走，一路上我们都是赤脚的，我一直不会忘记，已是高一了，母亲的一个同事买了一双塑料凉鞋不合脚，几乎忙得顾不上给我买点东西的母亲，替我买下了，回校时，我舍不得穿这双新的漂亮的浅灰色凉鞋，特地把它从脚上脱下来，挂在扁担头上，而我赤着脚担着连同这双鞋的一担东西回校的情形。 一晃眼，当年少年气盛的我们，如今都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人生的鼎盛年代已经过去，回首往事，我们这一代人的确经历过太多的坎坷，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无愧于共和国长男、长女的特号：我们为祖国母亲承担了共和国成长历程中的磨难和挫折，用我们的全部青春和热血勾画了共和国壮丽的宏图，现在想起来——这也是当年春晖母校对我们实施的教育要达到的目的所在。
做读书的主人 舟肖 １９５７年４月，周恩来总理陪同当时的苏维埃主席伏洛希罗夫去杭，专程到蒋庄拜访了国学大师马一浮。伏氏问他最近在干什么，大师说他在读书；伏氏又问他最近在研究什么，大师又说他在读书。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马一浮先生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是因为他须臾不辍读书呢？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１９８２年写的《领导者》一书中说：“所有我认识的伟大的领导者几乎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全都是伟大的读书者。”伟大的领导者之所以成为伟大的领导者，难道与首先成为伟大的读书者之间没有丝毫的关联？ 其实，无论总统、学者抑或平民百姓，都应与读书有缘。当读书与人生相互依存，发展成为一种唇齿关系之时，那便是读书的升华，人生的增值。然而，臻入这般佳境，要义在于读书人须做了读书的主人，能够自我驾驭读书。不是吗？有的人，虽然一世与书为伴，却不免人为书役，钻得进去却跳不出来，他们或许在学识方面让人难望项背，但终因涉世甚浅、童真不泯，一面俗便处处碰壁，纷纷败下阵来。 做读书的主人，奉行书为我役，唯取书之精华而已。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说过：“不同的地层埋葬着古时代的许多生物，同样，图书馆书架上汗牛充栋，成排的书籍里藏有前人的错误和谬论”。如果有人不分青红皂白，良莠皆收，读了就信，那不是会毁灭了自己的心智么？一个真正入世的读书人，该剔除书中糟粕，把精华部分捣碎而吞下去、消化掉，并永远把书本知识当成自己出发的起点，而把有所印证、有所创新、有所提高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是啊，做读书的主人，更须选读好书。林语堂曾说：我所要的是表示人生的文学界中最高尚的和最下流的。所谓高尚者，即是人类思想的源头者，如孔子、老子、庄子、柏拉图等；所谓下流者，即是民间歌谣和苏州船户的歌曲。增加多读好书的机率，便是减少了错误概念传染侵蚀的机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就是这个道理么？ 驾驭读书，还同时要求我们不要有意无意地给自己划定疆界，因为划地为牢、坐井观天式的读书，便是扼杀自己的创造灵感。尼克松曾向一些国家政要建议，除了学习专业知识而外，还要细读哲学、文学与历史，因为这些知识会使一个领导者增加逻辑的思考，体会人性的光辉，认清时代的使命。李政道先生在谈到自己取得成功的经验时说：“物理学方面的书我看得很少，杂七杂八的书倒看得多一些。”“对于自己研究的那一门一时入迷是可以的，但如果对其他事情一概无所知，是不可能把本门学科钻研到底的，因为好多东西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启发的。” 有人说，书里呈现了不同的时空里的不同经验，你只需坐在家中，或案前，或榻上，或瓜棚豆架之下，便可以走出可怜的生活圈域，而走入一个无边的世界。不错，读书就是这般精彩，然而，真正的精彩则寄希望于读书人既读书亦读人。书有千种，人有千面，看似面面相肖，实则面面不同。如果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读书效应的话，那么“读人识千面，一生不受欺”则是读人效应。不读书的“文盲”尚可以苟活，不读人的“人盲”连苟活的权利都有可能丧失。如此宕说，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不读书，而是强调读书之时千万莫要忘了读人。否则，当你走入一片美丽的森林之时，便是陷入沼泽地而不可返归之日。 读书，亦是生活的艺术，必须融入生活，这便是读书人做读书主人的真谛，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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