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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舜文化 YuShun WenHua | |
＊＊＊ 虞 舜 文 化 ＊＊＊ ※ 06月16日—30日要目 ※ ◎ 前期回顾◎ 签名本里外的故事 (2001年6月27日） 父亲心中最爱是党 (2001年6月27日） 镇海庵与王佐、陈春澜 (2001年6月20日） 缅怀吴觉农先生的严谨治学爱国敬业精神 (2001年6月20日）
签名本里外的故事 易为水 在我的书架上，最招引人的一道风景，不是那些装帧华丽的书卷，而是挤在一起的百余册签名本。 这些签名本，大多是名家的，亦有声名渐起抑或名不见经传的。信手抽取，恍若拾掇了时光的线头，交织间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披载着缕缕烟情梦韵倾泻而出…… 放于签名本之首的，是著名青年女作家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签名最为醒豁的是第一部《南方有嘉木》扉页上的八个字：“谁为茶苦，其甘如荠”。每每忆及，一个衣着素朴、头顶上盘两条辫子的清丽女子的形象，便浮现在我眼前。１９９５年６月的一天，在茶人刘祖香的引荐下，我与王旭烽初次相见。坐在上虞宾馆的茶厅里品茗，我们谈得是那般的投机，以至于让我全然忘却了自己正与一位名人对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王旭烽对茶事茶艺的独到看察，于文学于社会的烛幽洞微，在我恍若开启了“一扇又一扇新的不知道的世界的窗户”，我好奇地谛视那浮露的琼楼玉宇，拼命地吸吮这淋漓的琼浆玉液。有了第一次的交往，便有了日后频频的交游。不是吗？我曾为其去与吴觉农先生有过重要联系的上虞茶场采访忙碌过，我亦为其“茶人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雀跃过。自然，我还斗胆请她为我第六部文学新作《永远的念想》作序。毕竟有着多年的交谊，这不，正患病的她，三天内就翻阅了全部书稿，并为我作了长序。序言是这样起笔的：“因为一件茶事，要整理我与茶相关的图片，就找出了我到吴觉农先生故乡上虞走访的老照片……我身边另一位男子，不是赵畅吗？他怎么那么年轻呢？再一想，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至今也有六七年了呢。”初次见面，让王旭烽留下这般良好的印痕，真是我的福份了。尤其是透过那直落轻盈、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不是让人窥见了一位名人重情笃谊、平易近人的可贵品性么？ 收藏签名本，间或亦有意外的发现与收获。去年上半年，《文汇报》“笔会”副刊几位编辑老师送我一套十卷本《笔会文丛》。其时因为忙，我暂且放在书架一角。前些天，香港著名作家吴正携夫人莅虞考察，有幸获吴正先生《上海人》签名赠书。夜归入书斋，突然发现《笔会文丛》亦有吴正先生的一册《黑白沪港》，取出一翻，但见扉页上同样签写着吴正先生的大名。其他的作者或许亦签了名吧？恍如进入童话世界，我如斯梦呓。翻着，翻着，此话果然得到应验。除了四册未签名而留下些许遗憾外，柯灵在《燕居闲话》扉页上以印代签，倒亦别致，其他如秦怡的《跑龙套》，吴冠中的《沧桑入画》，陈明远、赵青的《两代丹青》，萧关鸿的《史与诗》扉页中都留下了饱蘸感情、张扬个性的签名。作为礼物，这套签名本该是弥足珍贵的。而今，每当我坐于书斋，抬头而见这套精美的签名本时，艺术大师、作家们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似给我以无限的精神慰藉；而《文汇报》“笔会”副刊编辑老师们的良苦用心浸淫涨漫，更令我奋勉而起，赶快去做。 签名本维系着我与名家交往的情谊，又何以不闪烁着我与无名之辈心与心碰撞而出的火花？１９９５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刚处理完公务歇息，突然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位前额秃顶、脸颊瘦削，斯斯文文戴着玳瑁眼镜的“小老头”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包用牛皮纸紧裹的东西，亲切地喊我：“校长，您好！”噢，原来是当年同一所学校任教的一位上海籍教师。没寒暄上几句，这位“小老头”就急忙扯去牛皮纸将一本１９９５年１月由著名作家叶辛签名的《孽债》送到我手上，“这是我在上海排长队求得的签名本，这点心意请您无论如何一定收下。”他的嘴不停地嗫嚅着。接过这签名本，我手上不免沉甸甸的，心里觉得酸滋滋的。待送走这位“小老头”，身体靠在沙发上，微阖双目，这位“小老头”其与叶辛有着相似人生经历的甜酸苦辣事，便一齐儿向我涌来，让我忆念不及，感慨不止。自然，我亦想到了其任教期间对教学的严谨对学生的慈爱，想到了其病重期间思想的孤苦、身体的憔悴。想着，想着，突然一个念头从我心中升腾而起：这“小老头”是否因为其时我在学校理解他、照顾他，并专程赴沪慰问过他，因而令他心存感激而一直挂念，以致在时时找寻一种得体的适合于我的回谢方式？这样一想，我便豁然开朗起来：是啊，人世间还有什么比这种礼物更高雅的呢？还有什么友情比这更纯粹的呢？记得俄国著名诗人雅·阿肯姆留下了这般耐人寻味的诗句：“一个朋友惦念着一个朋友，这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一册签名本，扯出这段人生经历、人生故事，不是很令人折心动容的吗？ 签名本的无限魅力，深深地镶嵌在签名之中 ，不会磨灭，不容玷污。谢晋的执着，刘文西的炽烈，黄源的坚毅，韩美林的刚正，杨佩瑾的智睿，洪丕谟的洒脱……莫不让人记忆犹新，肺腑激扬。自然，百余册中还有一些小人物的签名本，虽说它没有名家那样的耀眼光环，然而其签名的背后，何以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特风姿，以至而出落得楚楚动人呢？ 签名本，里里外外弹唱着一个又一个不老的人生故事，它让人收藏的是永恒的主题，收获的是永远的震颤，收汲的是永久的回味。不是吗？
父亲心中最爱是党 青叶 父亲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他７岁给地主放牛，１３岁在地主家做长工，亲眼看到过国民党怎样残害老百姓。记得我读小学时，忆苦思甜课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中是经常要听的，作文本上经常会出现旧社会父亲如何如何的苦，地主反动派如何如何的凶，父亲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是共产党推翻了压在劳苦大众头上的三座大山…… 解放前，父亲是放牛娃，解放了，他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事业。１９５２年父亲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担任过乡、村父母官，当过人民志愿军，后来成了一名铁路工人，在杭州机务段是一名修火车头的机修工。６０年代初，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共和国也遭受了同样的艰难，乡下种田的农民吃不饱饭，就往城里盼亲戚，找朋友，寻老乡，哪怕盼一顿、吃一餐都好，听父亲说，那个时候，有人用一件毛背心换了一餐白米饭，用一只金戒子换一升米都舍得，家乡人们极度羡慕父亲这挣现钱的工人阶级。 可是好景不长，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接着就提出精简职工减少国家困难的号召，我父亲是一个跟党跟定了的人，对党的召唤他总是无条件服从，１９６２年他带着一家５口响应国家号召、承担国家困难回到了家乡上虞。 回乡后父亲也吃了不少苦头，面对那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父亲彷徨、迷惘不知所措。六五“四清”搞得父亲与“牛鬼蛇神”们关在同一间阴暗小屋的时候，左一排“四不清”干部，右一排“牛鬼蛇神”的场面令父亲尴尬，然而外表随和而内心倔犟的父亲，从不怀疑共产党政策是否正确，始终认为共产党政策是英明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只是被一些坏人分子搞混了，是暂时的。 １９７６年，承担国家困难的回乡工人父亲落实了政策，二哥顶替进了工厂，我家兄妹四个第一个吃商品粮的是二哥，感受党的英明政策的第一人也是二哥。要知道在７０年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球修理工，一夜间成为居民户，那是何等的光彩照人呢，在那居民与农民有着天壤之别的年代，二哥是幸运的，妻子、房子、孩子都将与“农”字无缘了呀。 然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运转，乡镇、个私企业的崛起，９０年代初，一些行业一般、管理一般、效益一般的二轻企业面临了危机，二哥二嫂先后双双挤入了下岗工人的行列。在我们兄弟姐妹团聚时，二哥偶尔会口出怨言，父亲总是很生气，有一次，他还骂了二哥一顿：“你可以骂我，你的父亲！可以骂周围的那些不公平！但我不允许你骂共产党，如果你已不信服这个党了，那么你从此以后也别承认我这个父亲，共产党是我们家的救星，你以为你下岗了，就有资格对共产党不满啦？你受的一点委屈，跟我在旧社会受的苦一比算个屁！你虽然下岗了，可你的日子过得不幸吗？家有一到四层的住商楼，底下可出租收房租，儿子上大学，夫妻俩都在小妹厂里干，年收入不少于１０万，你在原来的厂子里有这么多收入吗？” 我理解父亲对共产党的感情，尽管我对党的感情也是通过多年灌输式教育而形成的结果，但我深深地懂得，没有共产党，很难想象没有上过小学二年级的父亲门下今天会出现大学生、工程师、领导干部、个私老板…… 我们兄妹四个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生活是多彩的。老大是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制后第一年考取了浙师大（现在从事经济工作，系工程师），当时有四万多人的大公社只录取一个大学生，一家人特别是父亲又一次感受了党的政策的英明、伟大、正确。老二虽经历了下岗的洗礼，感谢党的富民政策，生活没有亏待他，在小妹厂里干得很不错。老三我从事乡镇妇女工作１４年，１９９３年曾被评为浙江省“三八”红旗手，现为市级机关的一名中层领导，丈夫是一个镇的党委书记。老四小妹与丈夫共同经营着年产值超千万元的铜管厂，曾被推荐为上虞市十一次妇代会代表、上虞市“十佳”好儿女、绍兴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她常说：自己富了不算富，众人富了才算富。她非常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每年用于帮助左邻右舍、困难户的献爱心捐款等活动的支出，少说也有几万元。今年５月她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母亲对我们兄妹四个都能过上好日子感到由衷高兴，然而最令父亲感到欣慰的是，儿女四个已有三个是中共党员了。在父亲的心中，有一盏不灭的明灯。父亲的心中，最爱是党。 是的，我们兄弟组妹将永远牢记父亲的教诲：爱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镇海庵与王佐、陈春澜 马亚振 蛇年春节，回老家探亲，意外地在沥海镇伟民村的镇海庵发现了一块匾额。这是一块长１米、宽５０厘米左右的木匾，看上去很普通。上面是用毛笔抄成的一篇题为“万家生活”的文章，我起先以为那是一篇有关生活教化的文字，仔细一读，不由得大大吃了一惊。原来这是一篇骈文体的旌表，其全文如下： 有德于我者，未敢忘也。及身而礼之，不亦宜乎。南汇逼海滨，乙卯秋１９１５年，飓风怒潮，坍其塘，飘庐舍，毙人畜，灾之酷，数十年所未有。虽长官请抚于上，同乡救赈于沪，终无以继涸辙鱼。幸王君寄倾，陈君春澜慨念桑梓，助巨资，动规划，力主工赈。即将已圮娥江沿岸之塘八百九十八丈今之联谊村与新联村交界处至民生村江头庙止，旧属上虞管辖，绍兴管辖之塘及后江之徐塘由绍兴士绅助款修复。亦有绍绅肖像悬挂草庵及太平房。已坍之塘抢先赶筑，克日鸠工。吾介小人后此得安居，而秋作又可补种。乃不至填沟壑。厥功甚伟，远近德焉，爰丐其肖像于镇海庵，日夕祀之。是所馨香祈祝之诚，以示没齿不忘之意。丙辰秋立。 匾额上注明这篇表文撰写于１９１６年，撰文者署名徐仲卿。在１９９４年由吴兴丹重新抄录。原稿由朱翔珍收藏。括号中的说明与前后文的语气甚不和谐，应是在１９９４年重录时由抄写者加上去的。而文中几处显然是抄写方面的错误，如把“焉”写作“马”等，是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订正的。这篇短短的文章记载的是一段至今尚罕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根据上虞县志记载：“民国４年１９１５年，沿海飓风成灾，海潮淹没农田、房舍、人畜。”南汇今三汇南有曹娥江，北濒杭州湾，历史上饱受海潮、台风之苦，一直到２０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三汇一带的老百姓住的差不多全是草舍，即使富裕的人家也无非是把房基填得高一些而已，因为海潮随时都会冲决江堤，淹没房舍。那里的房屋往往是淹了盖，盖了又淹，当地的人民—方面是无力造砖木瓦房，另一方面是即使有了钱也不敢造，所以世世代代住草屋。从匾额上的文字来看，１９１５年的这一场灾害确实是很严重。飓风、大潮，把南汇一带的前江后江堤塘全部冲垮，人民几如涸辙之鱼，无以为生。 陈春澜１８３７—１９１９，名渭。上虞小越横山村人。幼年家贫失学，去到上海谋生，靠了自身的勤勉刻苦，终于成了远近闻名的富商。陈春澜致富不忘桑梓，一生做了无数泽被乡里的好事，著名的春晖中学就是由陈春澜出资创办的。王佐，字寄倾，上虞丰惠镇人，曾为清光绪五年恩科举人，光复后积极参与上虞的政、商、学诸等事务。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王佐当选为上虞县首届参议会议长。此后，王佐曾主持过本县的水利建设、赈灾委员会等工作，为上虞人民做过许多好事。王、陈二人素交好，１９１９年，陈春澜出资创办春辉中学，就是由王佐竭力促成的，陈春澜去世后，王佐按照陈春澜的遗愿，协助经亨颐完成了春晖中学的筹建任务，并出任春晖中学的第一任校董事会董事长。１９１５年，正值王佐主持县赈灾委员会事务之际，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数十年未遇的飓风袭击了上虞，地处上虞西北、濒临杭州湾的南汇乡，处在大潮飓风的夹击之下，前后江堤均告溃决，草屋的房顶像蘑菇一样在潮水中漂浮，牲畜、庄稼全部被淹，百姓无以为生，境状十分悲惨。虽然也有政府的赈济和一些来自上海等地的民间捐助，但对于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无疑是杯水车薪。更为紧迫的是，坍的江堤必须尽快修复，否则，每天潮进潮出，将会彻底毁掉已经被淹的农田，当地的百姓将再也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在这个危难的时刻，陈春澜出现了，王佐出现了。王佐亲自到了受灾现场考察，并与陈春澜先生商量出资赈灾的具体办法。当即由王、陈二位先生，一个动规划，一个出巨资，提出了“以工代赈”的办法。也就是动员灾民前去做工修复海塘，以此获取物资方面的救助，当地百姓犹如盼来了救星，家家户户，有力出力，有物出物，纷纷赶往修筑海塘的工地，那种热烈的场面必定是十分壮观的。在一个潮汛期内，就把海塘很快筑起来了。当年的秋播作物，居然还来得及补种。 如此的鸿德，老百姓自然要念念不忘了。他们虽然无法当面向这两位恩人称谢，也无权授予他们一个什么荣誉称号，但是百姓自有百姓的办法，他们去请来了两人的肖像，把两幅肖像恭恭敬敬地悬挂在为当地保江安民而修建的一座庙宇——镇海庵之中，日夕感念其恩德。 我曾为此事向当地的一些老人作了询问，并打听那两幅画像如今在何处，老人们伤情地对我说，这两幅画像一直挂到文化大革命，在破四旧时，被红卫兵沉到池塘里给毁了。原来的那块刻有旌表的石碑也同时被毁。所幸的是住在镇海庵旁一位叫朱翔珍的村妇悄悄地收藏了旌表的原稿，在１９９４年重修镇海庵时，朱翔珍的后人把表文原稿奉献出来。这段已经几乎被人遗忘的事迹才再一次得以公诸于世。 一个人做一二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要为大多数的老百姓谋福利。反过来，一个人如果是为老百姓做了好事的，那么，他的事迹的丰碑就会永远镌刻在人民的心中。
缅怀吴觉农先生的严谨治学爱国敬业精神 蔡德亿 １９７９年７月上级决定我去乌干达执行援外任务，集中在中央农业部外事局学习外事知识。一天我去东华门北河沿大街２２号，拜访了仰慕已久，当时任中国农学会顾问、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的吴觉农先生。吴老一见到家乡人去，觉得分外的亲切热情，问这问那，兴趣越谈越浓。１９８２年４月我完成援外任务回国，到了北京立即又去了吴老家，他向家里人一一作了介绍，并一定留我在他家吃了饭。 从那以后，我每次出差去北京，总要去拜访吴老，去的时候常见吴老戴了眼镜，在书房伏案写作，常常堆满了书，后来我知道他正在写的是代表作《茶经述评》。１９８６年６月，我去吴老家，请他写墨宝，他欣然同意，为我书写了“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十个大字，而且写得刚劲有力，落款是书应德亿同志，吴觉农于北京，时年八十九。 我在拜读吴老的著作和聆听他的谈话中深深感到吴老的学识渊博，实践经验丰富，尤其他这种严谨治学、爱国敬业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 严谨治学 著作新茶经 吴觉农先生毕生笔耕勤奋，著作甚多，他整理出版的《吴觉农选集》，１９８７年２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共收集了他的著作１６０余篇，４０余万字。他为祖国茶叶事业的振兴，奋斗了整整７０年，为祖国茶叶事业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功绩是巨大的。 他的代表作《茶经述评》，１９８７年５月农业出版社出版，共有３０余万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为此书作序，说这是２０世纪的新茶经，是茶学的里程碑，而且认为吴老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态度严谨，刚直不阿，对吴老的治学精神非常敬佩，他赞扬吴老是当今茶圣。陆羽的《茶经》是世界上出版最早的第一部茶叶百科全书，成书于唐代，至今已有１２００余年。吴老的《茶经述评》，严谨地对《茶经》古文作了考证注译。但由于陆羽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毕生经历、信息传播的局限性，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吴老的《茶经述评》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肯定了陆羽茶经在世界茶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也刚直不阿地指出了不足之处。还对唐以前的茶史部分及唐代以后的各家论述作了叙述。吴老的《茶经述评》，既有历史资料，又有历史价值，还有现代农业科技理论依据，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茶文化的重要著作。 科学论证 维护“茶的祖国”荣誉 ２０世纪初叶的中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遭受西方列强的侵凌掠夺，学术文化也受到外国人的的轻视歪曲。在茶学理论的茶叶原产地这一学术问题上，出现了英国某些“学者”认为“茶叶原产于印度”的荒谬论点。作为农学家的吴觉农先生于１９２７年发表“茶树原产地考”论文，以大量历史事实和调查材料论证茶树原产于中国，中国是“茶的祖国”的学术论文，有力地反驳了外国某些“学者”的歪曲和偏见，这是吴老捍卫华夏文化爱国主义的学术结晶。 本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吴老于１９７９年发表《我国西南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和《茶树在我国西南地区的自然分布》，１９８０年《略谈茶树原产地的外销红碎茶》，以地质学、古地理学、古气候学、古生物学资料论据，否定茶树原产地在印度的论点；从地貌学、气候学条件的变迁，细胞学、形象学的研究，证实茶树品种虽各异，却没有质的不同，都属于同一祖先，否定原产地的二元论和多元论。 吴老在《茶经述评》一书中，茶的祖国一段中说，《茶经》的第一句话，就说茶是我国“南方”的“嘉木”，接着以树的高度简略地说明了我国拥有各种类型茶树品种的概况，并说在川东鄂西已有“两人合抱”的大茶树。在《茶经》以前的我国古代史料中，早有关于我国包括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在内的西南地区是茶树原始生产地的记载，在公元３５０年左右所撰的《华阳国志·巴志》中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复，北接汉中，南接黔溶。上植五谷，牲具六禽，桑蚕麻织，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说明早在公元前１０６６年周武王率南方８个小国伐纣，巴蜀已有所产茶叶作为“贡品”。汉代《神农本草经》也有关于茶的论述：“苦茶，味苦寒……一名远，生川谷”。近几十年来，我国西南地区的野生茶树分布很广，１９６１年在云南勐海县巴达乡大黑山密林中，海拔１５００米处，发现一棵高３２．１２米，前几年上部被大风吹断，现高１４．７米、胸围２．９米的野生大茶树，树龄约１７００年。 努力实践 振兴中华茶业 吴老提出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使茶业复兴。他一边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一边致力于中国茶业复兴的艰巨事业。他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复兴中华茶业的计划，在他的呼吁和推动下，先后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中国茶叶公司，在浙遂淳区组织了茶农合作社，筹办了中国第一个茶叶研究所，组织了兴华制茶公司，１９４０年吴老在重庆复旦大学创办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茶叶系的专修科，培养中国第一批高等茶业人才。 新中国建立后，吴觉农实现了在旧时代不能实现的理想和计划，在他担任茶业领导工作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破了美国的封锁，满足了欧洲国家红茶的需求，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直到８０年代，他还不断发表论著，上书有关领导，为发展茶业出谋献策，为我国茶业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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