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运动浪潮高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中共上虞各级组织积极领导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各界人士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出版抗日书刊，开设进步书店，传播进步思想，使救亡运动呈现蓬勃发展的气象。

　　1938年、1939年，先后成立两届上虞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县工委在第二届政工队内秘密建立党支部，由陈树谷任支部书记。政工队主要组织队员深入城镇、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出版《政工阵地》周刊等，组建游击小组、农民土枪队，动员群众推荐拥护抗日、思想进步的人为乡保长。

　　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1938年8月，中共上虞县工委在百官桃园桥办启民书店，发行《新华日报》。胡愈之、俞菊生、俞元亮等革命者和叶作舟、王文川、范寿康、夏丏尊等进步人士，先后出版《同仇》《舜江通讯》等刊物。1939年5月，上虞县第一个抗日建国救亡室（简称“抗建室”）在后郭成立。此后，章镇、崧厦、谢塘、上虞城（即今丰惠）等地也相继设立“抗建室”。其他抗日文化社团还有上虞百官青年店员读书会、抗卫剧团、战地服务团、舜江学社等。

　　杭州沦陷后，浙东抗战形势更加吃紧，人心惶惶。政工队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一方面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稳定人心；一方面发动人民群众，组织抗日游击小组，搜集武器弹药，以便在沦陷后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崧厦区队在陈树谷发动下，成立了崧厦“挺字”部队游击小组和吕家埠扛运伕游击小组。山乡政工队在队长袁啸吟发动下，成立了小型武装组织和有70余人参加的农民土枪队。沿江工作队由陈树谷、施洛负责，建立了蒿坝游击小组，柴及任组长。这些游击小组通过各种关系，搜集武器弹药，进行游击战的军事训练。

　　经过政工队的宣传教育，不少优秀青年踊跃参军，纷纷要求奔赴前线杀敌。1939年4月，一批上虞优秀青年开赴浙西抗日前线。同时，各区政工队发动群众，突击赶制棉背心、布鞋，募集资金和年糕、粽子，组织慰问团慰劳抗日部队，掀起了支援和慰劳抗日部队活动的热潮。百官区队，从百官至驿亭一线，就募集布鞋700多双，送往皖南。

　　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各类抗日文化社团遍布上虞城乡，他们通过歌咏、舞蹈、话剧、漫画、演讲等形式，在城镇、乡村进行宣传，深入抗日前线开展慰问，激发民众抗日热情，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先进青年。

　　上虞县工委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推动各界抗日救亡活动，发动各阶层人民投入各级抗日后援会和各社团组织的义卖、献金、征募寒衣、慰问等活动。妇女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上虞党组织通过县政工队和其他社会团体，通过举办妇女识字班、建立妇女区队、成立上虞妇女读书会、举行妇女节纪念活动，教育妇女反对封建迷信和封建压迫，谋求自身解放，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学生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上半年，上虞战时中学学生肖璜（黄继瑛）等成立了战鼓歌乐社战时中学分社，一批有抗日热情并爱好文艺的同学踊跃入社，学唱《游击队员之歌》等歌曲，演出宣传抗日的《中华女儿》《牧童》等话剧，定期举办读书座谈会，讨论“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三民主义是什么”等问题。

　　农村抗日救亡活动广泛开展。中共陈溪乡珍坑支部是虞南地区最早建立的中共支部，党支部团结群众，广泛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工作。1939年12月，上虞县工委为加强山区工作，专门成立了上虞山乡政治工作队，袁啸吟任队长，进驻下管十九都，开展抗日宣传。工作队遵照“改良人民生活，以利动员人民进行全民族抗战”的方针，深入农村，从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着手，把农民组织起来，领导农民改良自身生活和开展民族抗日救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