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志坤素以写红色题材小说著称，曾出版过《北撤》《突出重围》《阻击英雄沈树根》《英雄的旗帜》《血战许岙》《不渝的忠诚》及《美人弄1号》等“红色题材7部曲”。很难想象，写红色题材的顾志坤，竟然还有另一套的笔墨，写出《竹林七贤嵇康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和《东山再起》这类小说。特别是他新近出版的《东山再起》，语言玄远冷峻、高简瑰奇，有古风玄意。在这部小说中，顾志坤似乎有意想回到魏晋六朝时代，回到那时候文人的语言与精神生活之中，以魏晋时期士林的山林气、隐逸气、玄理气、清谈风为格调，遣词、结句、炼语、造境。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对话，小说中，顾志坤的句式都颇有六朝骈文的风范，四、六句频出，其中尤以四字句为多。如此的句式，在达到小说语言的简练与精确之外，另有文意深远而意蕴丰赡的效果。顾志坤写《东山再起》，有不少文献和本事来自《世说新语》，在小说的语言风格和叙述体式上，顾志坤似乎有意识地追求《世说新语》式的语言和叙事风格。

　　小说题为“东山再起”，显然是取名于东晋世家大族和名士谢安的故事。《东山再起》就是以谢安的“本事”结撰而成的一部传记作品。虽然谢安为东晋名士，名满天下，但其实要想给谢安写传记，难度还是蛮大的：第一，东晋是个乱世，皇权式微，内部有豪门望族此消彼长带来的动荡，外部有北方游牧民族政权风起云涌造成的冲击和威胁，历史构造非常之复杂，东晋的后面，便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分裂时期——南北朝。写谢安，不能不把这个人物放在历史中去写。然而，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环境，如何把握？这当然是一个难点。第二，谢安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中国文化的重塑期。一方面，佛学东来后，带来中国哲学、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大变革，这个变革期就在东晋时期；另一方面，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后，北方出现民族大融合，这种胡汉、华夷的文化融合，同样影响着东晋时期中国的政治走向与文化走向，以及文人的心态发展和价值观。此外，随着晋室南渡，中原豪门望族南迁后，南方的自然景观，改变着诸多北来的中原文化人士，重新塑造着他们的美学观，改变他们对诗歌、音乐、书法等的理解。谢安作为东晋士林的代表人物，如何在如此复杂的文化和思想层面把握好和塑造好这个人物？这是另一个难点。这两个难点处理不好，或许并不影响写出谢安的一生，但从传记文学的角度来看，写出人物的“行状”，只是较低的要求，作家最高的追求，应该是写出传主的精神生命、文化生命，活画出传主的灵魂来。

　　由是观之，顾志坤的《东山再起》是达到这个最高要求的。全书大致可分为五部分，每部分，顾志坤都是抓住谢安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来写。第一部分写隐居东山。这部分，顾志坤在传统知识分子“仕”与“隐”，以及谢安在魏晋文人的隐逸趣味、山林美学与他对谢氏家族和“国家”的责任这样的矛盾与张力中，构造情节与冲突。第二和第三部分，是谢安出山，出任大司马桓温的幕僚，以及担任东晋的宰相时期。这两部分，主要写谢安以自己的洞见与谋划，在衰落的王室和崛起的权臣桓温之间，走钢丝般地维持着平衡，特别是写谢安阻止桓温迁都洛阳那部分，尤为精彩。第四部分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这是谢安人生的巅峰时刻。但是，作家却并没有过多地写谢安的运筹帷幄和谢玄等的前线决战，而是落笔于写前秦王苻坚，这是一个难得的雄才大略，难得的明主，却以强败弱，兵败淝水，成就了谢安“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和美名。第五部分写淝水之战后的谢安，晋室暗昧，权臣骄恣，谢安纵 有不世之才，终究无法补天，挽救风雨飘摇中的东晋王朝于既倒。

　　在五个部分中，顾志坤牢牢把握两点：一个是通过细节描写建构起复杂的人物生命经验和历史。如第一部分，写谢安在东山时期与支遁和尚、王羲之、孙绰、许询等的交往，“蔷薇糕”的制作方法、“兰亭雅集”，以及王坦之请谢安出山，怒气冲冲离开，展开纸片却是一个“出”字等细节，都写得极为深透，极为精彩。特别是写东晋和前秦之战，双方进兵与退兵的线路等，小说一一具陈。其中，写到北府兵与广陵（扬州）、彭城（徐州）、京口（镇江）、三阿山、马塘等具体地名的联系，西府兵与襄阳、巴蜀的攻守等，诸多历史事件一一化为小说的细节。这当中，可见作家在材料与文献上是下了不少功夫的。特别是写八公山之战与“草木皆兵”等典故的形成，更是使小说平添不少风韵。另一个，是作家能够贴着人物的内心来写。作为历史人物符号，谢安精于国政、军事等，无疑是治国、理政、安天下的高手。同时，谢安通晓文学、音乐、书法、歌舞、美食等，是“魏晋美学”的代表人物。顾志坤写谢安，却没有按照符号化的路子在写，而是钻进人物的内心，写出人物灵魂深处的复杂纠葛。如第一部分，写谢安的东山隐居。“隐”，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处理自己和时势紧张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同时也是一种生活与美学的趣味。特别是谢安所处的东晋时期，王权凋敝，乱象丛生，以谢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选择隐，有其内在的必然。但另外一方面，出将入相，修齐治平，却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与至善境界。正是如此，进与退、仕与隐，是彼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困惑。小说中，谢安世事洞明，明白“穷则独善其身”的道理，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但是，却终究还是心系家国，故而在出与不出之间犹豫不决。到了谢万兵败，谢氏家族遭遇政治危机的关键时候，才在家国责任与世家大族对地位的忧虑的双重压逼之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选择出山。如此的谢安，是有灵魂、有血肉、有人性的谢安，倘若不写出家族荣耀之“私”，而一味地凸显家国天下之“公”，那么，就失去了谢安的人性、人心的温度。

　　顾志坤写谢安，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能够把人物还原到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流脉中，让读者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渊深壮阔中，看到东晋时期，在中国文化雕琢下所形成的精英人物的风度与风骨。东晋时期，虽是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冲、碰撞、融合的时期，但毕竟离先秦中国文化形成的“轴心时代”不远，所以，中国文化源头处的清澈、豪迈、健朗，无不渗透在文人的骨血里。另外，自东汉末年起，门阀、世家、豪族的崛起，魏晋六朝时期达到巅峰，门阀、世家、豪族所追求的贵族精神，最根本的就表现在人的品性、品行、勇气和担当上。《东山再起》中，顾志坤除了写谢安、支遁、王羲之等的遗世独立的精神外，更多地写到的，是王坦之父亲王述作为“史家”的刚正与操守、杨广的忠孝名节、中国刺客文化中刺客们引颈就戮的壮烈风气、范宁夫妇的高风、王豫的刚直，以及桓温的弟弟桓冲这类人物。桓冲虽因为桓温的缘故与谢安有私仇，但在国难当头之际，却能以大义为先的气节。正是透过这些人物，顾志坤形象地揭示了中国文化的贵族精神与“贵”气。

　　顾志坤写谢安，之所以成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作家的史识与断见。顾志坤能够跳出历史语境，以历史辩证的态度和眼光看取人物。典型的就是对小说中的两个核心人物桓温与谢安的把握。桓温死后，作家借他人评语写道：“晋室少一奸雄，然天下绝一豪杰耳。”以东晋正统的眼光看，桓温当然是奸雄，但不可怀疑，桓温能起于社会的底层，成就如此大的功业，确实是乱世中的豪杰和枭雄。而谢安虽有张良、诸葛孔明之才，但毕竟也是人而不是神。既然是人，就有人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在小说中的体现，就是开始把家族的声望与荣誉放在优选的地位，后面对孝武帝劳民伤财筑新宫而没有加以有力的制止等。

　　可以这么说，《东山再起》是一部有历史高度，文字优雅，有思想深度，可读性非常强的一本书。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