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作为一个学校的命运，无疑与国家命运更是密切相关。春晖中学校自建办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局势动荡、战乱不断、兵匪横行，外部形势的险恶不断冲击正常办学。

　　1930年，代理校长范寿康及其他几位师生遭歹徒绑架索要巨额赎金，校务主任章育文临危受命与绑匪谈判。经多方艰难斡旋，由校董事会出资2万元，范寿康父亲凑足1万元，共计3万元才把落入魔掌的几人赎回救出。遭此劫难，范寿康、章育文惊魂未定，心力交瘁，双双辞职退养。

　　这时，部分校董召开临时董事会商讨对策。会上，与会校董认为学校“保护乏人，自卫无能”，不如趁“提前放暑假”之机，宣告春晖中学校就此停办。并将这一意见以“私立春晖中学校”的名义，递交浙江省教育厅。主任校董王佐得悉这一情况，明确反对停办学校。鉴于自己年事已高，特别委托好友朱云台全权处理此事。朱云台受托立即赶赴上海向校主陈秋山汇报请示，并转达王佐及社会各方反对停办学校的意见。陈秋山听后心急如焚，脸色十分凝重，当即做出答复，“全权委托校董会，惟校董会之命是从”，并竭力主张一定要把学校办下去，郑重委托朱云台务必把自己的这一办校主张，强调告知全体校董。在朱云台返回上虞、随后召开的校董事会上，多数校董按照陈秋山的办校主张，校董事会决议“继续开办，并请黄树滋先生为校长”。

　　抗日战争时期，春晖中学再度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不但有兵匪骚扰造成人心惶惶，更有日寇强占校舍、师生无校可归。在学校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在上海的陈秋山，在为公司应对外部危机殚精竭虑的同时，对春晖中学校更加念兹在兹，日夜牵挂。与全校师生同心同德，不惧强权、同仇敌忾，支持学校迁往虞南山区的泰岳寺继续办学，留下宝贵的火种，并一如既往在办学经费上给以坚定支持，从1937年到1945年这八年抗战期间，宝丰、五丰两家钱庄始终都有春晖中学和春晖学堂的账号，每月都有资金划拨。由于陈秋山的顽强坚持和全体师生齐心协力逢凶化吉，春晖中学校走出了最至暗的时刻。

　　春晖中学校是有幸的。因了陈春澜、王佐、经亨颐，有了春晖中学校的破土而生。因了夏丏尊，云集了一批如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刘薰宇、刘叔琴等名师硕彦，成就了“北南开，南春晖”的美誉。更因了陈秋山牢记祖训，坚定信念，从学校建办开始到学校公立前任校主的30多年里，不惧艰难曲折，自始至终高度负责，竭尽所能支持办校，春晖中学校纵然历经种种磨难，依然以卓越风采矗立在白马湖畔，赓续发展至今，成为百年名校。

　　好人多福报。1975年，85岁高寿的陈秋山安详离世。

　　我们有理由应该像记住春晖中学创立者陈春澜先生那样，记住他的后人——低调务实、默默无闻的“新校主”陈秋山先生。

　　陈秋山不该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