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先辈已经在上虞落户许多代。祖父来自何方，我不知道有无郑氏或吴氏的远代家谱可查。数千年来，汉民族因战乱多次向南迁移。我母亲老家有陈氏族谱，据说祖上十多代前从“青州”迁来，青州是现今的胶东半岛一带。

　　我的祖父姓郑，是入赘到吴家的女婿。据说他是个忠厚老实、会点手艺的农民。我第一次去上虞时，他已死去多年，在城边我家的菜园里有他的坟茔，家里人已很少谈到他。我的祖母姓吴，家在当时县城所在地上虞丰惠镇里。祖母能干，善于交际，在县前大街上有点名气，别人称她“凤太娘”。对于奶奶（我们称她娘娘）我还有很深的印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她已八十多岁，身体还很健朗。

　　老家并没有什么产业，只有临街背河前后十多间住房和城墙边上的一块菜园。过去大概就是靠买卖为生。因我祖母是独生女，我父亲从母姓，作为吴氏的宗祧。父亲读完小学后，家庭难以供他继续上学，为找出路，他自己设法到了杭州，考入了免费的农业专科学校，后来又公费留学日本（我父亲那一代上虞青年，有少数几个去日本留学，但去欧美留学的很少）。父亲的哥哥从父姓郑，所以亲兄弟俩不同姓。我的伯父文化程度不高，总戴着一副眼镜，曾在上海当过煤行的职员，后来回老家开了小酒店，小酒店只卖酒，与饭店不同，但也可以坐在柜台前小酌。

　　我伯父原只有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堂姐郑仲仙，她现住绍兴，姐夫吕增耕长期从事茶叶制造研究工作。我父母生我哥哥时忙于自己的职业，把孩子（你大伯）“过继”给我的大伯，所以我哥哥幼年在上虞长大。抗日战争时期，大伯母去世，大伯续弦生了仲达、仲芬、仲丽，我哥哥才回到上海。

　　1935年，我父亲去东南亚和欧洲调查那里的茶叶生产和销售情况，母亲带着我们子女三人第一次回到上虞老家。我们在上虞的时期，是“九一八”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侵略的威胁日益迫近，但上虞表面上看来还很宁静。

　　上虞原是绍兴府的一个县。我们老家在县政府（清朝叫县衙门）前的一条横街上，这是上虞城里唯一的一条大街，街宽不过四五米，街面上铺的是长方青石板，江南多雨，下雨天地上湿漉漉的，但积水不多，大概地下有简易的阴沟。街上只有三四家比较大的店铺，店里比较阴暗，只有从大门和屋顶天窗折射过来的光，是绸缎布匹店、中药店和酱园。酱园门口的粉墙上写着一丈多高的大“酱”字。当时没有任何形式的大百货商店，因为百货的种类很有限，没有现在的电器、服装、化妆品之类的；日用的百货只有在小商品店里买到。除了早市时，很多农民挑着柴木来卖，大街上平常比较清静。

　　我家的老房子坐落在横街西边，临街背河，砖木结构，房檐不高，进门就是“堂前”（正厅），左右几间住房。走过堂前是一个不大的天井，天井两边是新盖靠河的住房，我们从上海来就住这一间。另一边是能放下一张八仙桌的饭堂和灶间，一个砖砌的大灶占去了厨房的一半，烧火是柴禾和杂木，所以一般人家都有一个堆柴的屋子，那时的人讽刺房子搭配不当，就说“屋有千间，缺少柴间”。敞开的大门并不常有人来往，几只肥肥的母鸡悠闲地跨过门槛到街上自由地啄食。有几条无主的狗，每到吃饭的时候，从大门进来，进入饭堂，在桌底下舔食掉下来的骨饭残屑。对于这些熟悉的“常客”，主人总是很不客气地呵斥，或踢它一脚，但它们并不在乎，只呜呜两声，依然在周围转来转去。

　　屋后的河，把街市切为两半。隔不远有一座石头的拱桥，拱桥下船能通过，对岸大声说话都能听见。石砌的河岸，河水缓缓地流动，除了涨大水外，河水总是浅绿色的。从厨房的台阶走下去，是各家独用的“河埠头”。在埠头的最低一级，用一根细竹竿就能插到河底的污泥，河中间当然要深一些。这条河就是居民饮用水的来源。洗衣服、淘米洗菜、洗脏便桶都在这“河埠头”。我家天井里有几口大缸，下雨天积下雨水当作饮用水，但缸里的水有限，用得很珍惜，有时做菜烧饭也不得不用河水。

　　河上行驶着各种船，大一点是敞篷货船和乌篷船，乌篷船中间盖着三五张竹篾编的船篷，然后用黑油漆刷过，船尾容一人摇橹，船上能坐十来人。绍兴地区还有种特有的脚划船，一丈多长，瘦而尖，坐不了几个人。船夫两手执桨，起到舵的作用，另用脚蹬一条大一点的桨，作为推进的动力，行驶比较快捷。有些人家的河埠头系着小船，用以摆渡和上街购物。另外，还常在河上看到捕鱼的鸬鹚船，渔夫在船尾划桨，船舷两边站着两排捕鱼的鸬鹚，喉部系着一条绳，使它吞不下大点的鱼。它见鱼就跃入水中，衔起尺来长的鱼，渔人将鱼拿下，喂给它一条小鱼，它就吞下去。

　　每户临河的人家大多养着一群鸭子，多的十几二十多只，少的仅五六只。我家的鸭笼在厨房碗柜底下，只要没有野兽如黄鼠狼骚扰它们，晚上就很安静。天蒙蒙亮，鸭子就开始在笼子里喧闹，等待着放它们下河。一整天，他们就在河里觅食小鱼、小虾、菜叶之类。傍晚，太阳快要落山，一群鸭子从河埠头上岸，连扑带跑摆动着船形的身体，鱼贯而回，自动走入笼里。我注意到鸭群里总是有一只领头的，往往是最认得家的，走在鸭群的前面。我的大妈和堂姐摸摸鸭子的胃，如果鼓鼓的，就不用喂食。第二天早晨，可以从笼里捡出很多鸭蛋。但养鸭的麻烦也不少，有些天，夜幕已经降临，还不见鸭群回来，或因为遇到往来的船只过多而“归家”受阻，或因为贪于觅食而忘了及时返回，我大姐和哥哥就要沿着河到几里外去找，好不容易找到了，就用石子向它们投掷，把它们赶回来。如果碰到下雨，就更苦不堪言。这会引起大伯家养鸭与否的一场争论，但结果养鸭总是要继续的。小鸭和小鸡一般都不到市场去买。鸭子不孵蛋，鸡蛋和鸭蛋都放在一起由母鸡孵，小鸭要比小鸡晚几天破壳。当头一只小鸭破壳而出，母鸡看到不同于小鸡的扁嘴怪物，斜着眼珠发出“咕咕”的惊讶声，但不久也就习惯了。小鸡机灵，小鸭行动笨拙，但都很可爱。看着这些黄的、黑的、像绒球似的小鸡小鸭，是我童年的一种乐趣。

　　在上虞，与我家来往密切的一是钱家（钱梁的父亲），一是范家（我大妈的娘家）。两家都有一些田产，子女都受过教育，在上海等地当公务员或教师，这种家庭是较典型的小康之家。他们的家都不在大街上，特别是钱家，是在较远的“东门外”，住房格局差不多——正面是几间敞亮的平房，侧面有几间耳房，梁上栖息着许多燕子，有人说燕子认人家，不可惊扰它。冬去春来，回巢的往往是那几对熟悉的燕子。房舍周围有围墙，围墙内有相当大的院子，院子里有果木、菜园，还有一片青翠的竹林，春天可以吃到鲜嫩的竹笋，竹林里散养着很多鸡，竹园鸡的味道特别鲜美。在这里似乎可以领略到田园生活的清幽和闲散。后来读到杜甫的一首诗：“清江一曲绕村流，长夏江村事事悠。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很像是这种生活的写照。

　　上虞是江南的鱼米之乡，居民在吃的方面很下功夫。上虞的风味菜和点心，如霉干菜肉、鲞冻肉、糟鸡糟肉、虾鳝面、鸡油汤圆等，味道都独具一格。绍兴人还爱吃“霉过”的食品。“霉千张”“霉苋菜梗”都有一种特殊的鲜味，吃惯的人会上瘾，就像有些法国人爱吃特殊味道的cheese一样。至今回到上虞，餐桌上还少不了这几道配菜。

　　上虞因离沪杭等大城市不远，经常有那边的人往来，信息并不算闭塞。然而当地没有大一点的书店，很难找到适合的儿童读物，儿童玩具就更少得可怜。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游戏是打玻璃球，大伙先在地上挖几个小坑，最后一个叫“老虎洞”，谁的弹珠先进入“老虎洞”就成了老虎，然后瞄着别的弹珠，打中了就算被吃掉。另外，还有玩香烟牌子，如美丽牌、老刀牌等烟盒里都有一张小画片，是不同风格的连环画，有的还挺有意思。大人抽烟，小孩收集他们的烟牌，相互交换凑成一套，或拿来做游戏，不亦乐乎。我们回上虞，带去了一台手摇的留声机，成了稀有之物。孩子们围着唱机兴致勃勃地听，有《渔光曲》《毕业歌》等电影插曲，有上海黎锦晖歌舞团的《可怜的秋香》，也有儿童唱片。一张小花猫的唱片歌词是：“我见老鼠笑，老鼠见我跑（因此我很气恼），追上他问他，你为何见我这样怕？”小孩们边听边跟着唱。

　　到了上虞，我曾插班到县立义务小学二年级，这小学是一所新型学校，校舍宽敞整洁，同上海的学校差不多，所以反而没有留下什么回忆。班主任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风琴弹得挺好听。上学不久，一个雨天的下午，我听到一个教室里传来了锣鼓声，急匆匆跑去看热闹，脚下一滑，额头摔在盆沿上，流血不止。我堂姐和其他同学搀扶我回家。那时我母亲和父亲去了日本还没有回来，急坏了年迈的奶奶，一时没有急救的药品，便按照土办法，用门角的蛛网尘土糊在伤口上止血，幸而没有发生感染，但在额头上留下了一块小小的疤痕。

　　我们回到上虞的时间不长，但我认识了我的故乡，懂得了对故土、对亲人的怀念和眷恋。上虞的一条街，一条河，以及那里的风土人情都深深地印在我头脑里，以后读到像鲁迅笔下的绍兴，或其他书中描写的江南水乡，我所产生的臆想都离不开这些印象。

　　（此文有删减）